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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讀《摩羅詩力説》:魯迅的文章觀
來源:《文學評論》 | 吳海洋  2021年10月02日10:07

原標題:《摩羅詩力説》與魯迅的文章觀

魯迅留日期間(1902—1909)以令飛、迅行等筆名在中國留日學生所辦的刊物《河南》上先後發表了《人間之歷史》(1907年第1期)、《摩羅詩力説》(1908年第2—3期)、《科學史教篇》(1908年第5期)、《文化偏至論》(1908年第7期)、《裴彖飛詩論》(1908年第7期)、《破惡聲論》(1908年第8期)等以文言寫就的論文。中島長文、北岡正子、宋聲泉等學者對《人間之歷史》《摩羅詩力説》《科學史教篇》進行了“材源考”的溯源,找到了論文所依據的藍本(材源)。有的論者進而認定這些文章屬於“編譯”的性質,缺乏新材料、新論點、新觀念[1],不過,這種觀點可能來自與研究對象的某種程度上的認知錯位[2]。

按照《河南》雜誌對刊物欄目的分類,《人間之歷史》《裴彖飛詩論》屬於“譯述”,而《摩羅詩力説》《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至論》《破惡聲論》屬於“論著”,“論著”之文與“譯述”之文顯然存在區別。如果簡單地從“材源”考證的角度斷定這幾篇文章是魯迅譯述他作並拼貼剪裁而成,那就脱離了當時的學術規範與時代背景,以致陷入實證主義以及近代知識論的誤區。分析晚清以降的文學(文章),其實很難去除“文章”的影子而一味在“知識”的領域中打轉。傳統的文章學“涉及文道、文體、文氣、文術、文評等諸多問題,是關於文章問題的比較系統完整的研究與認識……或者説中國文章學就是以文章之寫作、批評為核心幷包含相關問題的系統理論”[3]。文章學的直接目的是指導文章寫作,但也是對文章的系統認識,具有理論性,不僅是文章寫作技法之學,更是文章批評與文章理論之學。因此,需要結合晚清以來的學術規範與體制,關注古文的文體、文氣、文法等,將論文還原為文章,通過文章學的研究方法,方能領略魯迅文章的文體價值。從文章學的角度切入,或許也可以對“材源考”的科學主義的實證研究範式有所迴應。本文選取魯迅《摩羅詩力説》一文為例,考察魯迅的文章觀,分析其文章理念與文體風格,希望加深對魯迅文章之道的認識。

一、學問與文章

魯迅發表在《河南》上的幾篇題目中帶有“論”“説”的文章很明顯屬於古文的某類文體,而非嚴格符合現代學術體制規範的學術論文,冠之以“譯著”“編譯”等概念顯得並不恰當。對魯迅文章抄襲的質疑,涉及古文引證體例規範的問題。清人章學誠《文史通義》中區分了著作與考證兩種文章體例對引證的不同要求:

著作之體,援引古義,襲用成文,不標所出,非為掠美,體勢有所不暇及也。亦必視其志識之足以自立,而無所藉重於所引之言;且所引者,並懸天壤,而吾不病其重見焉,乃可語於著作之事也。考證之體,一字片言,必標所出。所出之書,或不一二而足,則必標最初者。最初之書既亡,則必標所引者。乃是慎言其餘之定法也。書有並見,而不數其初,陋矣。引用逸書而不標所出,罔矣。以考證之體,而妄援著作之義,以自文其剽竊之私焉,謬矣。[4]

魯迅的文章顯然不屬於“考證之體”,而是“著作之體”,看重著者意見的發揮而不注重論據的溯源與徵引。晚清中國學界的論述體例,對於引注還大多按照古文的論述方式,尚未嚴格遵循現代論著的註釋規範,魯迅文章的徵引情況也當如此看待。論著中大量徵引其他學者的觀點,確實可能由於著者本身存在學識不足的短板,面對各種流行的論説只能生硬地摘引,這是當時比較普遍的情況。20世紀初的東亞,近代中日兩國的知識界處於東西文明的交匯點上,常常採取“拿來主義”的策略,擷取域外文明的養分以再造本國的文明,有所取捨而非完全地照搬,有所借鑑而非直接地抄襲。在從傳統的“文章”向近代意義上的“論文”轉變的過渡期,雖然不乏隨意摘抄他人論著、將他人成果“據為己有”的盜竊者,但魯迅的著述可謂自有一家之言,別有寄託,不應簡單視為一種剽竊或者編譯。

北岡正子的“材源考”實質上是“以材料考據為中心的實證研究和多語言文本間的文化比較分析”[5],有助於研究者發現留日期間魯迅的知識結構與閲讀興趣,探索“魯迅文學之出發原點”[6],還原留日時期青年魯迅思想形成的起源與文化背景。但需要注意的是當時的知識分子思想的狀況往往是中西交融、亦中亦西,思想的源頭往往需要細緻地考察域外文明覆雜的傳播、接受以及與本土知識的融合情況才能釐清,難以輕易下結論。對魯迅思想原點的認識,不應將日本因素當作材源依據的單一知識思想背景。此外,對材源考證的結論尚須梳理比照周氏兄弟的閲讀史才能最終確定,僅僅憑藉實證得到的結果來分析文本,不僅可能將魯迅的知識構成和思想背景簡單化,而且容易脱離具體的歷史情境而陷入自我邏輯的循環論證中。所以,進一步地釐清魯迅思想、文學原點的工作,恐怕不應侷限於明治日本的文化思想史語境,而應該兼顧世界文學的視野與中國本土資源[7],全盤、細緻地考察青年魯迅思想生成的複雜情狀。

北岡正子材源考證的研究範式是日本東京大學中文系的學術傳統,但這種傳統的源頭卻是“解字析句,舉典辨事”的清代考據學傳統[8],此外,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社會轉型和思想學術的新趨勢”影響下,“研究方法和闡釋架構上也出現了從綜合的思想評論和社會歷史方法向以更為科學規範的思想史、社會文化史、比較文學、文本分析和結構敍述學等方面的轉變”[9],這也構成材源考證研究範式的背景。在近代學術體制建立的過程中,科學主義成為主流,學術引證的規範也得以確立。但正像陳平原所認為的那樣:“在傳統中國,‘文章’與‘學問’並未截然分離;只是最近一百年,隨着現代化大潮洶湧,‘專業性’成為主流,二者的分野才變得如此顯豁。”[10]科學主義的方法論更注重現代知識的生產,容易忽視承載了知識的文體及其表述的方式,而實證主義研究以“剪刀和漿糊”“剪裁和粘貼”[11]來解釋文章結構與行文,其採用的科學主義的考據方法將文章當作知識的文本與思想的片段,忽視了古文對文章體例的講究與文章觀念的表達,造成了“學問”與“文章”的割裂。所以,目前需要重視的是“述學文體”。“如何恰如其分地‘表達’自己的學養及思考,乃現代中國學者亟需錘鍊的基本功”,這關係到“全球化視野、西學東漸大潮、話語權爭奪”[12]。故而從實證研究所關注的主體思想的起源、文化背景的生成、知識的生產回到文章學所關注的文體研究,在傳統文章學脈絡中考察魯迅《摩羅詩力説》一文,當是一次有意義的嘗試。

二、“知的文學”與“力的文學”

晚清中國“純文學”概念頗為流行,這個西方文學理論術語來自戴昆西(Thomas De Quincey,1785—1859)對“知的文學”(The Literature of Knowledge)與“力的文學”(The Literature of Power)的區分,他認為:

首先有一種知的文學,其次有一種力的文學。前者的作用在“教”,後者的作用在“感”;前者是一個船舵,後者是一個槳或帆。[13]

日本學者太田善男據此在《文學概論》中提出“純文學”(Pure Literature)與“雜文學”(Mixed Literature)這兩個相對的概念,他認為:

所謂純文學,乃詩之別名。其內容為美的思想,而其外形可分為歌的形式(吟式詩)與讀的形式(讀式詩)。前者即所謂律語,後者乃散文詩。純文學之特色不止內容與外形俱美,一般而言,要點在其為情的。不是訴諸知,而是訴諸情。所謂雜文學乃純文學以外文學之總稱。其性質與詩異。雜文學可分為敍述文與評論文兩類。其既亦稱文學,其內容外形自當共美。雜文學之特色,其要在其為知的。換言之,與詩之專以感動為目的相反,此則以教導為目的。[14]

太田以純文學為情的文學,將其分為律文詩(吟式詩)與散文詩(讀式詩),又以主客觀劃分,將律文詩分為客觀的律文詩(敍事詩)、主觀的律文詩(抒情詩)、主客觀的律文詩(劇詩),散文詩分為客觀的散文詩(敍事文)、主觀的散文詩(抒情文)、主客觀的散文詩(小説);以雜文學為知的文學,將其分為敍述文與評論文,包括倫理、政治、歷史、哲學、科學、宗教、美術、社會八個類別[15]。前者更接近現今所説的文學,包括詩、戲劇、散文、小説,訴諸情感以達到感動人心的效果,後者是知識的客觀描述或者批評議論的論文。《河南》還刊有兩篇署名“獨應”的周作人的文章:《論文章之意義暨其使命因及中國近來論文之失》(後文簡稱《論文章之意義》)與《哀弦篇》,其觀點、內容或可與《摩羅詩力説》一文形成呼應。在《論文章之意義》中,周作人關於純文學(純文章)的觀點與太田善男基本相同:

夫文章一語,雖總括文、詩,而其間實分兩部。一為純文章,或名之曰詩,而又分之為二:曰吟式詩,中含詩、賦、詞、曲、傳奇,韻文也;曰讀式詩,為説部之類,散文也。此他書記論狀諸屬,自為一別,皆雜文章耳。[16]

周作人的文章觀沿用了太田對純文學/雜文學的區分,他從為説部(小説)文學地位辯護的角度,將説部歸為純文學,認為二者“其同也,等是人生思想,率由意象、感情、風味之作,而各涵娛樂之分子;若其不同,乃在外相。詩有聲律而文則否,故詩之富於意象、風味,又有以逕娛讀者之心情,當視散文為過。第以言致極,斯又終同。蓋其量雖殊,而所以顯正義,達人情,圖高上其國人思想者,靡有異也”[17]。他顯然受到了梁啓超《論小説與羣治之關係》一文的影響,但他認為“夫小説為物,務在託意寫誠而足以移人情,文章也,亦藝術也”[18],反對利用小説以規範世道人心的功利主義態度,否定文學直接的教化(teach)功能,而主張以文學感化(move)人心的純文學的觀點。他對文章(文學)所下的定義,即“具神思(Ideal)、能感興(Impassioned)、有美致(Artistic)也”[19],又突出了文章具有情思的意味,區分了文藝文與學術文及教化之文,釐清了文與非文的界限。正如魯迅所言“學説所以啓人思,文學所以增人感”[20]一般,周氏兄弟對文與非文的界定大致符合太田對“純文學”的定義,不以有韻無韻而以是否具有“託意寫誠而足以移人情”的審美特性來劃分純文學的畛域,將小説囊括進純文學的範圍之內,提升了其文學地位[21]。因此周氏兄弟在《摩羅詩力説》《論文章之意義》兩篇文章中所言及的“文章”與“詩”同義[22],不僅包括詩歌,也包括説部(小説),它們都可視為上文提及的純文學。在當時的周氏兄弟看來,以“非功利”的“純文學”的文章觀念祛除儒家詩教中的功利主義是極有必要的。

桐城派論“文”,一般指唐宋八大家的“散體古文”,與駢文相對,並且與詩等其他文類也有嚴格的區分(如《古文辭類纂》《古文觀止》等古文總集收古文不收詩),同時採取“以經為文”“以子史為文”的標準,文章觀念比較狹隘,注重義法,忽視考證,輕視辭采,載道氣濃厚。而“純文學”對文學的範圍與功能的界定與晚清桐城派的觀點迥異,其學術背景是晚清之際漢宋之爭中漢學一脈對桐城派“道統”“文統”的批評,以及漢學內部的章劉之爭中章太炎、劉師培之間“質言觀”“文言觀”的分歧[23],其中劉師培採用西方“純文學”理念劃分“美術之學”與“實用之學”的文章觀已經接近魯迅“不用之用”的文章觀[24]。周氏兄弟師從章太炎,但也受到劉師培駢文派文章觀的影響,他們綜合二者的觀點而又藉由西方“純文學”理念的“創造性轉換”,在其文言論文中提出了一種與桐城派相對立的帶有啓蒙色彩的新的文章觀。

三、啓蒙的詩學

“文以載道”是桐城派的重要觀念,桐城諸人極力推崇儒家的“詩教”[25]。魯迅認為文章之弊即在儒家“詩教”的傳統,其中隱含着對桐城文“道統”“文統”的反抗。詩教主要包含六藝之教、著述引詩、温柔敦厚等等[26],而魯迅在《摩羅詩力説》一文中對詩教的批評主要集中在“温柔敦厚”與“思無邪”兩個方面。魯迅提倡以純文學的“美偉”“感人至深”代替儒家詩教“温柔敦厚”的平和美學風格;以純文學的“觀念之誠”反對詩教偽善庸俗的道德訓誡;以純文學的涵養神思、能移人情反對儒家詩教對人心的束縛。

首先,詩教主張“温柔敦厚”的詩風與“依違諷諫”的言説方式。“‘温柔敦厚,《詩》教也’者,温,謂顏色温潤。柔,謂情性和柔。《詩》依違諷諫,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詩》教也。”[27]朱自清認為:“‘温柔敦厚’是‘和’,是‘親’,也是‘節’,是‘敬’,也是‘適’,是‘中’。”[28]在《摩羅詩力説》中魯迅就提及屈原在《離騷》中抒發哀怨,譏諷世俗,是對詩教的挑戰,其情感抒發違背了“温柔敦厚”的宗旨。“思無邪”是“温柔敦厚”的“文以載道”的表述形式,它意味着詩教不再關注《詩經》中內容的善惡,而是關注人本身主觀的評價,從“‘教’雖有參差,而為教則一”到“《詩》雖有參差,而為教則一”[29],即詩的純雜正邪的判定需要遵循聖人的準則,心不正則從詩中所得的情感也不會正,所以個人需要反躬自省,按聖人的準則接受詩教,才能達到“思無邪”。魯迅言及《詩經》中“詩言志”與“持人性情”的矛盾,認為“無邪”之旨違揹人的本性,是“載道”的結果。魯迅認為中國文學不攖人心,一味追求“平和”的美學風格,但以進化論的觀點評判,這種“靜止”的世界其實不存在,是精神上“為無希望,為無上徵,為無努力”[30]的表現。文中魯迅所選取的八位摩羅詩人,其詩文中所描寫的人物大都是反叛者,具有強大的意志,力斥上層社會道德的虛偽以及羣眾的愚昧與奴性,其詩具有剛健的風骨與強勁的詩力。諷諫是婉言的一種,即所謂“勸百諷一”,發表意見要平和,有節制,而魯迅主張詩要“直抒所信,其文章無不函剛健抗拒破壞挑戰之聲”[31]。他在文中所列舉的惡魔派詩人的詩歌“大都不為順世和樂之音,動吭一呼,聞者興起,爭天拒俗,迄於死亡,而精神復深感後世人心,綿延至於無已”[32]。這種直面現實,直陳善惡的言説方式,顯然已經溢出了詩教温柔敦厚與思無邪的框架。魯迅主張用“誠善美偉強力”[33]直接給予國民精神上的震動,打破國民靜謐封閉的“瞞和騙”的精神狀態,使其擺脱蕭條與平和之境,發揚國民精神。其實詩教即政教,摩羅詩人強健的詩力不僅突破了詩教的藝術藩籬,其實也是對儒家政教體系的反抗與破壞。

其次,詩教主張“詩言志”與“詩緣情”,前者在詩教背景中與“載道”同義,而後者則對應着文學的自律。通常來講,言志與緣情是統一的,但詩教強調緣情是為了言志,也即注重政教的意義而不是單純的藝術價值。詩教主張儒家道德倫理對社會人心的規範,是一種具有現實政治導向的文學功用觀,例如“興觀羣怨”,以及維持社會道德倫理秩序的功能。詩教禁錮人心,將原道、徵聖、宗經作為文學的主旨,其實是以文學作為政治統治的工具。在魯迅看來,詩教泛道德化的訓誡使人心趨於偽善,趨於實利,精神世界衰頹乾涸。因此魯迅主張以“至誠之聲”喚醒國民,強調個人主體的獨立自由與自尊,破除以“徵聖”為宗旨的儒家詩教的禁錮,使文學擺脱“載道”的束縛,發揮文學美善人性情、崇高人思想的功能。《摩羅詩力説》中的“至誠之聲”也就是不受徵聖、實利以及政教束縛的個人真誠心聲,是自尊自由者的反抗虛偽道德與壓迫的聲音。文中説拜倫“復率真行誠,無所諱掩,謂世之譭譽褒貶是非善惡,皆緣習俗而非誠,因悉措而不理……惡魔者,説真理者也”[34]。摩羅詩人的詩風“無不剛健不撓,抱誠守真;不取媚於羣,以隨順舊俗;發為雄聲,以起其國人之新生,而大其國於天下”[35]。魯迅認為只有抱誠守真、不取媚於羣的詩才能夠促使國民精神“善美剛健”“出於荒寒”[36],這裏注重的是純文學涵養神思、能移人情的功能。

最後,魯迅既強調純文學的“不用之用”,又認為文學應具有“教示”的功能,主張一種啓蒙的詩學。但“教”並非指向政教、實業等“實利”,而是要有益於人生,鼓舞人的意志,發揚人向上奮進的精神。魯迅言下之意,是認為文藝不應該承擔政治教化的任務,而應該發揮獨立的審美功能,使人情感上感到愉悦。但他並不認為文藝應拘於“藝術之宮”一隅,而主張對社會人生更積極地介入:“既為教示,斯益人生;而其教復非常教,自覺勇猛發揚精進,彼實示之。”[37]周作人也有相近的看法,他認為“良以人生之與文章,有密駙之誼”[38],文章與人生有密切的聯繫,關係到國民精神的興衰:“夫文章者,國民精神之所寄也。精神而盛,文章固即以發皇,精神而衰,文章亦足以補救。故文章雖非實用,而有遠功者也。”[39]《摩羅詩力説》稱拜倫的詩風“剛毅雄大”,“教訓即函其中,苟能知之,斯獲教訓”[40]。文章既然關係到國民精神的興衰,具有指導人生的作用,當然不能僅僅侷限於純文學的“感”,也應極力倡導文學在人生意義上的“教”;“教示”不是桐城派所主張的儒家詩教或者政教,也不是理念的直接宣講,而是“教”與“感”合二為一,既給予國民精神上、情感上的涵養、刺激,也有積極的引導與啓發,這也是啓蒙的應有之義。《摩羅詩力説》雖然提倡純文學的“詩力”美善人性情,但也看重詩人的事功,以此評價其詩歌成就,由此可見魯迅的“純文學”觀並非一味強調文學的無功利審美,而是期望藉助文學的“不用之用”發揚國民精神,挽救衰亡的故國,其文章觀具有鮮明的為人生而藝術的啓蒙立場[41]­。魯迅的文章觀念已經越出了桐城派宗經載道的藩籬,也不再侷限於漢學一系章劉二人文筆、文言之爭的視野,他藉助西方現代文學理論對“文章”有了獨到的創見與領悟。

四、“説”的文體

“正是非而著之者,‘説’也。”[42]陸機《文賦》、劉勰《文心雕龍》中都有“論説”文體的分類。吳訥《文章辨體》有云:

按説者,釋也,述也,解釋義理而以己意述之也。説之名,起自吾夫子之《説卦》。厥後,漢許慎著《説文》,蓋亦祖述其名而為之辭也。魏、晉、六朝,文載《文選》,而無其體。獨陸機《文賦》備論作文之義,有曰:“説煒燁而譎誑。”是豈知言者哉!至昌黎韓子,憫斯文日弊,作《師説》,抗顏為學者師。迨柳子厚及宋室諸大老出,因各即事即理而為之説,以曉當世,以開悟後學,繇是六朝陋習一洗而無餘矣。盧學士雲:“説須自出己意,橫説豎説,以抑揚詳贍為上。”若夫解者,亦以講釋解剝為義,其與説亦無大相遠焉。[43]

由以上論述可知《摩羅詩力説》的文體特徵與敍述意圖。“説”是一種闡釋義理、獨抒己見的文體,文風“縱橫抑揚”,有戰國辨士“縱橫參謀,長短角勢”[44]的風采,議論詳細充分,帶有鍼砭時弊、加以規正的敍述意圖。《摩羅詩力説》的文章主旨是介紹“拜倫主義”的譜系在東歐、俄羅斯的傳播,藉由惡魔派詩人的“詩力”發揚國民精神,以挽救衰敗的文明古國[45]。青年魯迅憧憬“拜倫式英雄”,其文多縱橫之風,一改晚清桐城派文風陰柔、內斂、道德氣過重的氣象。經過早期初步的翻譯實踐與尼采、拜倫等人作品的異域文風的薰染,魯迅的文章也有了與其師章太炎不同的風格,有了新的文章理念與文風的追求,“《摩羅詩力説》標誌着魯迅文章觀念轉型的開始”[46]

魯迅受章劉二人影響而親近魏晉文[47]。魏晉文中嵇康、阮籍一系“文章壯麗,總採騁辭,雖闡發道家之緒,實與縱橫家言為近者也”[48]。特別是嵇康之文“持論連貫,條理秩然,非特文自彼作,意亦由其自創。其獨到之處一在條理分明,二在用心細密,三在首尾相應。果能得其胎息,則文無往而不達,理雖深而可顯”[49]。魯迅的文章在章法、結構上還存有魏晉文的風采。劉師培認為魏晉六朝文存有古風,而後世時文(主要指唐宋以降的古文)則多有弊病。他主張文章之道應該避免奇僻、駁雜、浮泛、繁冗[50],這主要是針對桐城派。魯迅早期文章追求“復古”的理念,其中寄託着創立新詞彙以提升漢語表達力與“‘恢復’到‘原本’形式而純潔中國的書面語言”的意圖[51],同時《摩羅詩力説》一文所引徵材料頗為駁雜[52],為了“復古”而多用先秦典籍中艱深晦澀的詞彙、句式,並雜取19世紀日本傳來的新詞彙[53],語言詞彙的革新與內容的擴充拓展了文章的表達力與承載力,雖然造成文風的晦澀,但有渾厚古樸與清峻的氣息。“時文”之浮泛、繁冗,其病在過多鋪排蔓衍,用詞不夠精煉,主旨不明且因老生常談而缺乏新意。而通觀《摩羅詩力説》全篇,以結構論,首三段破題立論,中間六段鋪排事實,夾以議論,第九段後半部分收束全篇,卒章顯志,文氣充沛,能夠貫穿全篇,文辭壯麗,文脈順暢,因此反而不覺文章晦澀難懂、佶屈聱牙。《摩羅詩力説》一文立意新穎,有獨特的創見,針對中國國民精神不振、文明日趨衰落、詩教閉塞人心、注重實利的弊端,引徵古今中外史實,痛斥時弊,力倡域外新聲,張揚摩羅詩人的反抗精神與自由意志,以之作為“起其國人之新生,而大其國於天下”的良策,這也彰顯了“説”體文章的體式與意圖。

同時,中間六段魯迅運用史傳筆法,採取記事與評論相混合的夾敍夾議的方式,精心刻畫人物形象,切實還原歷史情境。在記敍的同時引入個人的觀點,形成一種評傳體,這是沿用了勃蘭兑斯文學評論的風格。在文中魯迅刻畫了英雄拜倫、國民詩人普希金、復仇詩人密茨凱維支、克拉旬斯基與愛國革命詩人裴多菲等詩人形象,同時敍及其詩作,詩人的傳奇經歷與作品中的人物、情節形成呼應,兼具記敍、抒情、議論,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歷史情境真實可感,文氣激盪,情感濃烈,最終達到情文相生的效果。雖然議論的部分未達到《史記》“是非曲直即存於記事之中”[54]的敍述評論渾然一體的程度,評傳體的體例也無法達到古文行文精煉、簡潔的要求,但這種史傳與評傳相融合的體例確實是魯迅文章的新變。魯迅所論多警策之語,足以提起全文,從敍事中生髮出的論點也貼合所記之事,並非脱離實事的空論,雖然行文稍嫌繁複,但文氣順暢,可謂“因意富而篇長,不由詞蕪而文冗”[55]。

一般而言,文章以謀篇為先,這主要包括文章結構、段落、用筆等幾個方面。劉師培認為謀篇重於材料:“是知文章取材,實由謀篇而異,非因材料殊異,而後文章不同也……是知作文立法,因意謀篇者其勢順,由篇生意者其勢逆。”文章寫作的各個步驟應有所偏重:“蓋必先定主旨篇法,而後將事實填入,此所謂先案後斷法也。”作文需先定主旨格局,否則會有損文氣流暢:“然或因所代不同,而口氣異致;或因一人數表,而前後殊途:並由謀篇在先,始能各不相犯。推此可知,六朝人所作章表貴在立言得體,而不在駢羅事實,不肯割愛,轉為文累。”[56]魯迅根據文章的立意謀篇對材料進行取捨,基本做到文章各節“各不相犯”。《摩羅詩力説》一文主旨清晰,全文圍繞拜倫及其精神譜系蔓衍鋪排。在魯迅看來,拜倫是“惡魔派”詩人中最充分地體現了反抗精神、自由意志的詩人,其精神蔓衍至西歐、東歐諸國,雪萊、普希金等詩人也是在拜倫的精神譜系下論及的。魯迅沒有過多論及拜倫的快樂主義與悲觀厭世,而是極力推崇他的反抗意志與自由精神,文中關於其餘詩人的部分,也是以此來刪削而不旁逸斜出,以保持全文主旨的連貫。文章中也提及雪萊的浪漫與抒情、果戈裏的諷刺與幽默、克拉旬斯基的以愛報怨,但由於他們缺少強烈的反抗精神,不契合拜倫的譜系,故而一筆帶過。文章最後講述裴多菲的革命往事,照應前文拜倫因支援希臘革命而死的事蹟。這部分行文簡略,魯迅在譯文《裴彖飛詩論》中補充了對裴多菲的敍述,由此可見他對材料的剪裁功夫。譯文展現出裴多菲親近自然、吟詠愛情的一面,論及其詩歌風格則是“復諧而不失於稚,温潤而歡愉”,認為“蓋裴彖飛諸作,妙怡人情,而譏諷深刻又不如裴倫赫納之厲”[57],這與前文的論述稍顯不同。其實浪漫主義具有多重面向,魯迅只強調其指向現實的一面。魯迅從主旨出發,根據立意編排引徵,選取了浪漫主義反抗、激越而非温潤或放蕩的一面。文中關於摩羅詩人的材料,基本上都是經過魯迅的刪削,按照文章的主旨安排論據,他注意各部分之間的轉折與連貫,即“因意謀篇者其勢順”,所以文章脈絡清晰,文氣貫通,論説有力。

周作人《哀弦篇》與《摩羅詩力説》主旨、內容相近,文風卻有差異。《哀弦篇》論及波蘭文人的哀怨、烏克蘭文人的憔悴、耶利米的哀歌,認為這些詩歌“達民情,振民氣,用盡其先覺之任而已”[58]。其主旨在於徵引域外衰亡民族面對家國淪落時發出的悲哀之音以激發國民精神,這與《摩羅詩力説》的主旨相近。但是《摩羅詩力説》一文行文流暢,風骨遒勁,文風壯麗,是縱橫家文,而《哀弦篇》結構略顯散漫,文風清麗,其對材料基本是詳細鋪排,缺少精心構思與剪裁,從文章行文的角度看,知識性的介紹過多而缺少必要的取捨,也缺乏連貫的意旨與強勁的文氣來加強文章的連接、轉折,因此文氣略顯不暢,鋪排事實造成“文累”。周作人的文章與《摩羅詩力説》相比,“它缺乏後者所表現出的那種氣魄,那種激情,以及那種異域的感染力。在某種程度上,這也表現出了這對兄弟個性的差異,他們生活態度的差異,學養和文學的差異”[59]。通過兩篇文章的比較,可以顯現出魯迅文章結構、章法、風格的特徵以及周氏兄弟早期文章風格的不同特點。隨着“五四”之後周氏兄弟思想、人生道路的分化(一為走出象牙塔的戰士,一為閉户讀書的隱士,並且有着取法魏晉文與六朝文的分歧),他們的文章理念與文章風格有了更明顯的歧異。

結 語

余英時認為“20世紀的人文、社會科學在建立它們個別領域中的‘知識’時,都曾奉自然科學為典範”[60]。就文學研究而言,以科學為準則,五四學人以實證主義方法“整理國故”以及引入美國的“新批評”,都是要求擱置歷史背景等文本之外的因素,以類似自然科學對待客體那樣的方式,“讓它接受普遍而又永恆不變的價值標準的評估”[61]。但文學並不同於自然物質,不能夠完全用自然科學的法則分析、評估、界定。況且中國原有的學術系統“有它自己特有的問題及其解決方式與技術,並不能輕易地為西方系統所吸引”[62]。日本學者的材源考證論證縝密、觀察細緻,是在傳統考證與近代實證主義、科學主義思潮聯合下產生的學術範式,自有其價值與意義,但不應因此忽視人文研究固有的其他學術傳統。近代以來西方分析哲學、科學的哲學流行,深深影響到人文研究,對此余英時認為:

一方面由於西方中心論、科學主義走向式微,而另一方面文化多元論已逐漸成為人文、社會科學界的共識,國學作為一門學術已不再有消解於西學之中的危險。中國自有一個源遠流長的人文研究傳統,這一傳統雖在近百年中受過西學的不斷刷新,卻仍然未失其原有的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但國學必須繼續保持它向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的開放性……西學不應再被視為“科學之律令”或普世的真理,它將作為參考比較的材料而出現在國學研究的領域之中。[63]

魯迅認為自己的文章中了“莊周韓非的毒”,在文章的字句、體格上時常流露出隨意和峻急來[64]。雖然他時常表示對古文的反感,但不可否認的是魯迅擁有古文的功底,在創作中同時具有文章與學問的影子。近代以來的學者,多注意魯迅學問的淵博、深厚、駁雜,極力尋找其思想、學問的根源。特別是隨着科學主義主導的現代學術體制的建立,從知識論的角度認識魯迅的思想及創作就更顯得順理成章,“材源考”也是這一學術背景下的產物。而文章學是中國人文研究的重要傳統,它注重的是文章的整體研究,關注文章源流、文章體式、文風流變、行文規範,分析文章的主旨、結構、章法、字法[65]。在文章學的視野下重審魯迅早期的文言論文,發掘作者文章觀念的流變及其文章的文體特徵,以及魯迅依據文章之道行文的技巧與規範,或可成為對過於偏重知識論的實證主義研究範式的迴應與補充。在《摩羅詩力説》一文中,魯迅的文章觀念擺脱了詩教“道統”的束縛,在文章章法、風格上取法魏晉文而與文風陰柔、雅潔的桐城文拉開了距離,經由西方現代文學理念的薰染,最終在從文章向文學轉變的過程中,形成了一種“非文章的‘文章’”[66],而文章家魯迅的身影始終在其中時隱時現。

註釋:

[1]中島長文認為魯迅所作《人間之歷史》所據藍本是海克爾《宇宙之謎》的日譯本以及日人所著《進化新論》和《進化論講話》,是“堂堂正正地盜竊”(原文:“大丈夫は実に堂々と盜むのである”),參見中島長文「藍本〈人間の歴史〉」,『滋賀大國文』第16號、第17號,1978年、1979年。陳福康認為《人間之歷史》是魯迅“編譯”而成,雖然有少量發揮,但“魯迅在該文中基本上沒有提出什麼新的見解、新的理論,因此不能稱作嚴格意義上的‘論文’”,參見陳福康《對“魯迅早期五篇論文”提法的商榷》,《天津師大學報》1983年第4期。《摩羅詩力説》的材源考,見中島長文「藍本〈摩羅詩力の説〉」第4—5章、第7章,『飆風』第5號、第6號,1973年、1974年;北岡正子《摩羅詩力説材源考》,何乃英譯,陳秋帆校,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科學史教篇》的材源考見宋聲泉《〈科學史教篇〉藍本考略》,《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9年第1期。中島長文、北岡正子、陳福康等研究者對魯迅這幾篇文章屬於“編譯”“剪裁和粘貼”的評價為後來的研究者所沿用。宋聲泉在對《科學史教篇》的藍本考證中認為雖然該文屬於“編譯”的性質,但“魯迅是以文章之法對講義體例做了新的統合”,認識到了魯迅論文中“學問”與“文章”的關聯。

[2]沈杏培認為日本學界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採用的實證研究模式存在“論從史出”的邏輯、預設“日本影響”的先在性、邏輯論證不通等問題,體現了學術心態上的某種霸權傾向,方法上顯得庸俗、機械。參見沈杏培《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中的“強行關聯法”指謬》,《文藝研究》2018年第4期。不過實證研究結論的偏差可能是研究程式本身存在的問題,而非學術霸權的心態在起作用,將實證研究一味斥之為“庸俗、機械”,同樣會使對問題的考察簡單化。

[3]吳承學:《中國文章學成立與古文之學的興起》,《中國社會科學》2012年第12期。

[4]章學誠:《文史通義校注》,葉瑛校注,第325頁,中華書局2014年版。

[5][9]趙京華:《北岡正子魯迅研究的方法論意義》,《現代中文學刊》2011年第3期。

[6][11]北岡正子:《魯迅 救亡之夢的去向:從惡魔派詩人論到〈狂人日記〉》,李冬木譯,第33頁,第84頁,三聯書店2015年版。

[7]參見王彬彬《魯迅研究中的實證問題——以李冬木論〈狂人日記〉文章為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3年第4期。

[8]藤井省三:《淺談日本中國現代文學的“實證研究”與“比較研究”——與沈杏培博士商榷》,《文藝研究》2018年第12期。

[10][12]陳平原:《現代中國的述學文體》,第342頁,第338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

[13]De Quincey,“Literature of Knowledge and Literature of Power(1848)”, Critical Essays of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C. Scribner’s Sons, 1921, p.340.

[14][15]太田善男:『文學概論』,第60頁,第58—59頁,東京博文館1906年版。譯文轉引自張健《純文學、雜文學觀念與中國文學批評史》,《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2期。

[16][17][18][19][39]獨應(周作人):《論文章之意義暨其使命因及中國近來論文之失》,《河南》1908年第4期、第5期。

[20]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第23頁,嶽麓書社2011年版。

[21]周作人早期文章的材源考參見根岸宗一郎「周作人留日期文學論の材源について」,『中國研究月報』583號,中國研究所1996年9月。

[22]劉師培認為,“古人詩賦,俱謂之文”。參見劉光漢《論文雜記》,《國粹學報》1905年第6期。

[23]參見王風《劉師培文學觀的學術資源與論爭背景》,夏曉虹等《文學語言與文章體式——從晚清到“五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24]“文章”屬“美術”之一部,《摩羅詩力説》中魯迅的“美術”觀、“純文學”觀受坪內逍遙《小説神髓》、太田善男《文學概論》、王國維等影響,參見王曉平《近代中日文學交流史稿》,第254—255頁,湖南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張勇《魯迅早期思想中的“美術”觀念探源——從〈儗播布美術意見書〉的材源談起》,《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7年第3期。

[25]參見方苞《徐司空詩集序》,《方苞集》下,劉季高校點,第60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26][28][29]朱自清:《詩言志辨》,《朱自清全集》第6卷,第230—266頁,第257頁,第265頁,江蘇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27]鄭玄:《禮記正義》,孔穎達正義,郜同麟點校,第1196—1197頁,浙江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

[30][31][32][33][34][35][36][37][40]令飛(魯迅):《摩羅詩力説》,《河南》1908年第2期、第3期。

[38][58]獨應(周作人):《哀弦篇》,《河南》1908年第9期。

[41]李震認為18世紀的歐洲詩學“其共同點是力圖將詩學問題納入新興的啓蒙理性……歐洲詩學總是樂於將詩學與國家、民族的命運,與教育、啓蒙連在一起”,“《摩羅詩力説》在根本上就是一部啓蒙詩學”。李震:《〈摩羅詩力説〉與中國詩學的現代轉型》,《中國社會科學》2009年第3期。

[42][43]吳訥:《文章辨體序題疏證》,凌鬱之疏證,第3頁,第172—17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版。

[44]劉勰:《文心雕龍注》上,范文瀾注,第32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

[45]參見吳海洋《魯迅與“拜倫主義”的對話——以晚清、五四時期兩次“拜倫熱”為中心》,《魯迅研究月刊》2020年第7期。

[46][66]孫鬱:《非文章的“文章”——魯迅與現代文學觀念的轉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7年第4期。

[47]參見陳平原《現代中國的“魏晉風度”與“六朝散文”》,《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適之為中心》,第314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

[48][49][50][54][55][56]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 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第35頁,第120頁,第122—124頁,第160頁,第124頁,第125—126頁,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

[51][53]寇志明:《魯迅早期論文中的語言學意圖:用文言為漢語文學創造“純正”詞彙》,黃喬生譯,《上海魯迅研究》2006年夏。

[52]參見北岡正子《摩羅詩力説材源考》,何乃英譯,陳秋帆校。

[57]令飛(魯迅):《裴彖飛詩論》,《河南》1908年第7期。

[59]寇志明:《〈河南〉雜誌:魯迅早期文言論文的歷史、思想背景以及周氏兄弟心目中文學的使命》,劉雲譯,《現代中文學刊》2015年第5期。

[60][61]余英時:《試論中國人文研究的再出發》,《國學與中國人文》,第23頁,第25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62][63]余英時:《“國學”與中國人文研究》,《國學與中國人文》,第15頁,第19頁。

[64]魯迅:《寫在〈墳〉後面》,《魯迅全集》第1卷,第30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

[65]王水照、慈波:《宋代:中國文章學的成立》,《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