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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為媒:一個世紀的文化交流 ——訪日本內山書店前社長內山籬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 馮黛梅  2021年10月02日09:57

“他的面孔是黃裏帶白,瘦得教人擔心,好像大病新愈的人,但是精神很好,沒有一點頹唐的樣子。頭髮約莫一寸長,原是瓦片頭,顯然好久沒剪了,卻一根一根精神抖擻地直豎着。鬍鬚很打眼,好像濃墨寫的隸體‘一’字。”這是很多中國讀者在小學語文課本里讀到的《一面》,這“一面”將魯迅(1881—1936)的形象刻畫在一代人的記憶中。而這“一面”發生的地點便是內山書店。翻開《魯迅日記》,自1927年以來,內山書店幾乎是魯迅先生隔三岔五必打卡之地,有時候甚至是天天“午後前往內山書店”。他在那裏會見朋友、轉交信函等,而且他的很多書稿也由內山書店代理髮行。1936年魯迅去世後,內山完造(1885—1959)在魯迅治喪委員會里名列第二位,可見兩人友誼之深。因此內山書店對於中國讀者來説,不僅是對小學課文的記憶,更被看作是與魯迅先生密切相關的一個歷史文化符號。而內山家族,也因此通過書店與中國結緣。

筆者曾經在世界文明大會上偶遇內山完造的侄子(內山嘉吉的兒子)內山籬先生和他的兒子內山深,備感親切。今年是魯迅先生誕辰140週年,以此為契機,我通過遠程視頻採訪了內山籬先生。聽這位內山書店的前任社長講他的故事,講內山書店的過往,似乎對面坐着的就是一個從上海走來的中文老師,絲毫沒有異域感。

被家族“欽定”為繼承人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是內山書店第三代繼承人,擔任社長達39年,應該説是至今內山書店任職時間最長的社長。您當初擔任社長是因為您學漢語嗎?

內山籬:事實上我在上大學之前就“欽定”了要繼承內山書店。所以學習漢語在考大學之前就已經作好決定了。我還有兩個哥哥和一個姐姐,他們都先離開了家,跑到別的行業去工作,所以只有我一個人來繼承書店了。因此當我進入大學的時候,就選擇中文作為第二外語。有意思的是,大學教漢語的老師,都是內山書店的顧客。在我還沒有考大學之前,就已經和他們認識。大學頭兩年是念教養學部,就是學習比較廣泛的知識,包括英文、法律等學科的知識。三年級時選專業,我就選擇了中國文學系。

《中國社會科學報》:1968年歐洲爆發“五月革命”,在它的影響下,似乎全球都掀起了“革命”浪潮。您當時學業有沒有因此受影響?

內山籬:我是1968年大學畢業的,之後進入大學院(相當於中國的研究生院),頭兩年是碩士課程,如果還要繼續研究,就需要再考取博士,研讀博士課程。剛進入大學院第一年,學生運動其實就已經開始了,隨着學生運動的加劇,大部分課程都停了,教授也不上課了,我們中國文學系的人也大部分參與了運動,也可以説是“罷業”了。也就是説,我在進入大學院之後,只上了一年的課,後來課程就都停止了。1969年、1970年,雖然身份還是學生,但是根本不上課了,後來因為不再支付學費,校方開除了我的學籍。

我上大學的時候,幾乎每天聽北京廣播,一個是因為學習語言,另一個也是對正在中國發生的情況非常感興趣。説實話,在我大學唸書最後一年,日本發生了學生運動,我也參加過,但是沒有被逮捕。也是受到了國際上運動風潮的影響,當時日本的運動也很熱鬧,所以沒有好好上課。1969年,因為學校也停課了,所以我就開始在內山書店工作了。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還記得第一次到中國的情景嗎?

內山籬:我在內山書店工作不久,便代表書店出訪了中國。那是1969年10月,主要是去廣州參加廣交會,大概瞭解一下中國的商品貿易情況,主要是看一看。我們當時圖書進口主要是通過中國國際書店,也就是後來的中國國際圖書貿易總公司,我當時是第一次和他們直接交往。那一次,除了廣交會面談交流以外,國際書店方面還帶我和幾個同業去旅遊,去了毛澤東的故鄉韶山。我們住的賓館,大部分客人是日本人,賓館門口有持槍站崗的士兵。不過,這種嚴格管理,在我們經香港,從深圳羅湖入境的時候就已經感覺到了,所以,倒也沒什麼驚奇。有意思的是,因為當時日本對中國的情況大部分都不瞭解,所以日本的媒體,紛紛要我介紹中國的情況。從深圳出境到香港後,駐香港的日本記者都紛紛過來採訪我。回到日本後,一些雜誌和畫冊也紛紛要求刊發我們拍的照片。都是因為“稀少”的緣故。

上海故事:魯迅與內山家族

《中國社會科學報》:對於中國很多讀者來説,都聽説過魯迅與木刻講習班的故事。這個講習班的“講師”便是內山完造的弟弟、您的父親內山嘉吉。在上海探親的內山嘉吉在魯迅的一再邀請下,為上海的年輕藝術家開辦了木刻講習班。可能您的父親也沒有意識到,一週的講習,讓他與中日交流緊密相連。

內山籬:我父親記憶力很強,對很多事情都記憶猶新。所以,經常給我們講故事,講他那時候對中國的感覺、印象。我父親第一次去中國是在1927年。他在文章裏寫過,也給我講過,但是現在都交錯在一起了,我也分不清哪些是他寫的,哪些是他講給我聽的。1927年,他第一次到上海,但是,當時魯迅還沒有到上海。後來我父親於1928年、1931年又兩次去上海,都是暑期,因為他是老師,有暑假。1931年,他再次去內山書店探望兄長,並且住在那裏,就在那裏他碰到了魯迅。我父親是教小學生美術的,在他離開東京之前,給小學生留的暑假作業是讓他們用版畫/木刻製作慰問信。這裏要提到的是,日本有個習慣,在炎熱的夏天,人們會互相寄問候卡。當時遠在東京的學生們把他們製作的問候卡郵寄到了上海內山書店轉內山嘉吉。當內山完造和我父親在看這些版畫作品時,魯迅先生正好進來,當時魯迅先生便建議我父親開一個木刻講習班,讓我父親教一些在上海的美術學生。剛開始時,我父親説他並不是木刻專家,雖然在小學教美術,但是自己並不是美術專業畢業的,所以,他婉拒了魯迅的建議。但是,魯迅説,那些美術學生也沒有學過木刻,教他們就和教小學生一樣。在這樣的情況下,便開始辦起了木刻講習班,時間是1931年8月17—22日。

那次參加培訓的有13名學生,後來其中部分學生把他們的木刻作品持續寄給父親,一直到1984年父親去世。他們的學生包括中國第一線的木刻家也陸續給我父親寄來新作品。自1947年開始,父親和內山完造在日本各地舉辦“中國版畫展”。然後父親分別於1975年、1982年把所藏的中國現代木刻作品,全部捐贈給神奈川縣立近代美術館收藏。可以説,以1931年的木刻講習班為契機,父親開始了與中國美術家的來往與交流。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的父親內山嘉吉和母親邂逅於上海,並在那裏結婚,那是個怎樣的故事?

內山籬:我母親原姓片山,是1919年12歲的時候隨姐姐去上海的。內山完造在教會認識了她,並把她收為養女,讓她去京都上學。1928年她從同志社高等女子學校畢業,然後又回到上海(內山書店1920年和1928年的照片上有她)。我的父母確實是在內山書店相識的。婚禮呢,一切都是完造夫婦安排佈置的。1931年8月22日,也正好是木刻講習班結束的同一天,完造夫婦邀請他們的好友,這些人也是父親認識的,在新半齋設宴。完造邀請他們時只説“一起吃飯”而沒提“婚禮”,給客人們來了一個“surprise”(驚喜)。

這場婚禮留下來一個有意義的物品,是一把扇子。當時我母親正好帶了一把扇子,便讓前來出席的客人們在上面留言簽名,其中魯迅就是第一個,上面還有郁達夫等人的名字。那把扇子已經很舊了,我們把它放在鏡框裏保存着。

內山完造與家人

《中國社會科學報》:讓我們談談您的伯父。出生於1885年的內山完造,可以説自幼就離家,開始到大城市闖蕩,後來更是離開故土,旅居中國長達30年之久。您對他有印象嗎?

內山籬:內山完造和我父親相差16歲,他們雖然都出生在岡山縣,但是我父親出生的時候,內山完造已經不在家鄉了,他前往大阪、京都等地做學徒去了,他大概12歲時就離開家鄉了。就是説他上完四年的尋常小學,完了以後再進四年的高等小學,讀一兩年後就走了。他不愛在學校學習,性子很調皮,父母都覺得他難管。他離家後,先到大阪,然後到京都當學徒賣布匹。

我父親大概3歲的時候,被他的叔父領養,他們住在四國島的香川縣,我父親在那兒長大,從4歲直到初中畢業,所以內山完造和我父親一直都沒有見過面。我父親大概20來歲的時候,到了東京,一方面工作,一方面學習美術,他們之間有通信來往。內山完造寫信讓我父親去上海看看。1927年,也就是我父親26歲的時候,當時他在小學教美術,第一次去中國,也是第一次去見他的兄長內山完造。問題來了,因為他們之前從未見過面,互相都不認識,那怎麼辦?我父親在信中告訴內山完造,説他手上會舉個紅手帕。估計內山完造要看到一個手上舉紅手帕的男人還是比較容易的,因為畢竟拿紅手帕的男人估計不會有第二個。

我和伯父內山完造年齡相差懸殊,當內山完造1959年去世時我還在唸初二。內山完造自己沒有兒女,所以他很喜歡孩子。星期天在教會,他專門為孩子們組織了一個“童話會”,他會給孩子們講世界各地的童話故事。我作為他的侄子,也深得他的喜愛。有些事情我到現在還記得。1947年,內山完造回到日本,一開始就暫時住在東京內山書店。當時他開始在日本全國各地演講。記得有一次,當他從外地演講回來時,我到我家附近的有軌電車車站去接他,因為我見到他特別高興,就跳起來撲向他的懷抱,他伸出雙手抱我,大概是用力過猛,我的胳膊居然脱臼了。當時我不是一個很結實的孩子。還有一次,我讓我父母給我買自行車,雖然我還不會騎,但是因為朋友們都有,所以我也讓父母給我買一輛,但是父母不給我買,因為我當時身體不太好。這事正好被內山完造聽到了,他就給了我2000日元,讓我去買自行車。當時因為他剛從外地演講回來,手裏正好有演講酬勞,於是就把錢都給了我。

那個努力向日本人介紹中國的人

《中國社會科學報》:內山完造是一個“矮小而結實的中年人”,有着“肥厚的手掌”和“粗短的手指”,這幾乎成了他在很多讀者腦海中的固定形象。但正是他屢次為魯迅以及其他左翼青年提供避難場所,魯迅與他的友誼尤為深厚,後來更是鼓勵內山完造寫書,並親自作序。

內山籬:內山完造很小就輟學,受教育程度不高。但是他基於平時的積累,在1935年11月完成了第一本隨筆集《一個日本人的中國觀》,魯迅先生親自為其以日語作序,內山完造稱之為“天下最好的饋贈”。內山完造在上海的時候,每天都寫日記,遺憾的是,1947年被遣返回日本的時候,什麼東西都不讓帶,筆記也好,照片也好,都沒有帶回來。後來,在1953年,當時一起在上海生活過的一位牧師,帶回來他的四本日記。在他寫回憶錄《花甲錄》的時候,這些日記還沒有帶回來,所以説這四本日記還沒有公開過。作為日記,一來是字跡寫得凌亂,二來他自己也沒有公開的意圖。這些未公開的日記,現在還在我的家裏保存着。日記並不連續,中間有中斷。第一本,1944年至1945年春;第二本,1945年秋至1946年8月;第三本,1946年8月至9月;最後一本1946年9月至10月初。他的書寫很難看懂。可惜的是,日本戰敗那段時間的日記是缺失的。我現在正和內山完造研究會的工作人員一起對這些日記進行解讀和研究。

從1948年2月開始,內山完造就奔波於日本各地進行演講,向民眾介紹中國的情況、生活習慣等。當時日本人對中國的情況並不瞭解,所以他要“漫談”中國的故事,直到1959年一共講了800多場。他説“誰要我講‘漫談’,我就去他那裏講”。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日本政府一直支持台灣的蔣介石政權,而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他在“漫談”裏插進了對日本政府的批評。此外,他還成立“日中友好協會”,投身於日中兩國的民間交流運動。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1938年到1944年期間,內山完造又撰寫了《上海漫語》《上海夜話》《上海風語》《上海霖語》等書。1960年出版了《花甲錄》,這本書不僅是他個人經歷的記錄,也被稱為是一部折射“從19世紀末至‘二戰’結束的日本現代史、社會世相史和中日關係史”,因此也被認為是日本漢學的重要著作。

內山籬:日本學術界也注意到了內山完造的生平及其文獻對中日關係的貢獻。坐落於橫濱的著名私立大學神奈川大學因此專門成立了內山完造研究會。很早之前,便有老同學和我聯繫,講了研究內山完造的想法,並邀請我參加。神奈川大學2018年成立內山完造研究會,研究他的生平,實地考察他的活動足跡,解讀他的筆記、文章等,我也受邀參加了研究會。日本也需要介紹內山完造的事蹟。研究會開展活動已經3年了,但是去年一年由於疫情的原因,除了線上討論外,沒有進行其他具體的現場活動。

內山書店的傳承

《中國社會科學報》:這些年來您一直保持着和中國文化界的友好交流,延續着和魯迅家族的友誼。有沒有什麼印象深刻的故事?

內山籬:作為內山書店的繼承人,不僅要繼承書店,更要傳承日中文化交流。父親在世時,我受邀與他參加了很多日中友好活動。印象比較深的是1981年魯迅誕辰100週年的時候,中日友好協會邀請我和我父母一起參加紀念活動,內山完造的遺孀(在上海時娶的夫人1945年去世,1950年娶了新的夫人)也受邀出席,我和我愛人,我的大哥,從前在上海內山書店工作過的表姐夫,我們一共去了7人。在紀念大會上,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作了發言。

1986年,當時我父親已經去世了,我帶着我的一家、母親以及母親的朋友,一共17人,去中國旅行,專門觀光。因為在我的家族裏,我哥哥姐姐的孩子都是第一次去中國,我希望他們好好看看中國,瞭解中國的情況。我們去了北京、成都、 西安、 上海。我們的合作伙伴中國國際圖書貿易總公司邀請我們在北海仿膳飯莊聚餐,原文化部副部長劉德有先生也出席了。我們和他很早就認識,因為他從前是派駐日本的記者,現在我們也保持着聯繫,每到北京,還是會打招呼的。

在有關魯迅先生的紀念活動中,我們和魯迅家族的後人時有碰面。上海舉行魯迅的紀念活動,有時候我們會受邀參加。周令飛前幾年和我在上海見過面。魯迅的孫女現在在日本的旅行社工作,有時候在一些活動場合中我們也會碰面。

遺憾的是,魯迅先生贈送給內山完造的物品基本沒有留下多少,因為在內山完造被遣返回日本時都被當局收走了。魯迅送給內山完造的書法作品等,當內山完造還健在的時候,就已經都贈送給了魯迅博物館。

書店的挑戰

《中國社會科學報》:上海的內山書店,也就是第一代內山書店於1945年被迫關閉,留下來的只有東京的內山書店。

內山籬:我父親是在1935年創辦東京內山書店的。他之所以創辦書店,也是基於我伯父內山完造的建議。當時日本內山書店的讀者大部分都是專家,包括研究中國的學者、學漢語的人,或者是華僑等,總之是針對那些能看懂中文的人。所以內山書店進口的書基本上都是中文版的書,且大部分是社科類。內山完造讓我父親在東京開內山書店的時候,就要求主要銷售關於現代中國的書籍。當時中國出版的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書,大部分是線裝本,東京經營線裝書的古典書店確實也有,但是經營關於現代中國書籍的,我們是第一家。不過現在主要是經營現代書籍,線裝書則很少了。

我是1978年接任內山書店社長的,直到2017年。既然繼承內山書店,就要通過日本和中國之間的圖書,推動兩國關係。內山完造經常説,日本人對中國和中國人的認識是不夠的,結果發動了侵略戰爭。他回到日本之後到處演講,目的就是讓日本民眾瞭解中國的現狀以及中國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習慣,提高日本民眾對中國的認識,避免未來再發生戰爭。作為基督教徒,他反對戰爭。內山書店的意義在於,一方面通過圖書、刊物介紹中國的情況,一方面就是為中國讀者講述日本故事。上海內山書店剛成立的時候,主要發行從日本進口的日文原版書,將它們介紹給中國讀者,後來也在上海將日文書譯成中文發行;東京的內山書店,則主要經營介紹中國的圖書、從中國進口的圖書。

《中國社會科學報》:數字化正在衝擊着人們的閲讀習慣。內山書店有沒有相應作些改變?

內山籬:現在日本年輕人都不看書。我上下班坐地鐵,地鐵裏看書的人幾乎沒有,基本都在看手機。你會發現,生意人上班前看新聞,還有一部分看電視劇,相當一部分用手機打遊戲。對於書籍出版銷售來説,確實是一種挑戰,內山深(內山籬兒子、現任內山書店社長)現在也很苦惱。日本的書店經常搞一些活動,比如讀者會等,內山書店不做這些活動,一方面是由於沒有場地,另一方面,讀者也不是很積極。

內山深正在想辦法。現在內山書店除了經營關於中國的圖書外,還擴展到亞洲其他國家,主要是日本出版的介紹亞洲各國的圖書,包括旅遊、語言類等,大概10年前增加了這一部分的經營。有關亞洲各國的圖書還是有市場的,因為這類書店不多,附近有一家專門介紹韓國的書店,他們確實有固定的讀者,所以經常搞一些活動。我們書店儘管門面條件比較好,但是現在日本書店行業都不景氣,專業書店更苦,資金不足,搞活動也不容易。另外,內山書店還經營一些圖書之外的物品。

具體到關於中國的圖書,主要還是集中在語言和當代文學類。當代文學比較吸引日本讀者,比如説,前幾年出版的《三體》,這方面的圖書在日本介紹了不少,並陸陸續續翻譯出版。相比成立之初定位在專業社科文化類圖書上,現在讀者羣變了,新的讀者出現了,不只是專家了,所以我們經營的圖書更加大眾化了。值得一提的是,現在中文書翻譯成日文,也就是説日文版的關於中國的書越來越多,還是吸引了一些日本讀者。2020年進口了一些中國動漫書籍,也賣了不少。日本年輕人也喜歡中國動漫,現在日本動漫作家和中國的同行也有很多聯繫,他們的作品也被帶到中國發行。日本有些出版社喜歡出版中國的科幻小説,他們認為中國的科幻小説寫得比較好,所以,中國科幻文學作品在日本還是有市場的。

《中國社會科學報》:內山書店作為家族傳承企業,會繼續下去嗎?

內山籬:我兒子內山深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他現在是內山書店的社長。但以後的事情就不曉得了。如果他們沒有孩子,就可以説家族傳承中斷了。

後記:就在今年7月,傳來了內山書店重回中國“落户”天津的消息。這個消息足以告慰內山完造以及他的朋友。這也是內山書店發展的一個重大事件。遺憾的是,由於疫情,內山籬和他的兒子內山深均未能出席書店開幕儀式。內山籬也表示很遺憾。他説如果能列席開幕式的話,會參加與魯迅、郭沫若、郁達夫等後人的座談會。“我們很想去看一看。看那邊的視頻,比我們東京的門店漂亮多了!”

(本篇文章圖片均由內山籬先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