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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其章:一個張愛玲迷的自白
來源:藏書報 | 謝其章  2021年09月30日08:52
關鍵詞:謝其章 張愛玲

活了75歲的張愛玲,離開人世間25年了,兩個時間相加恰好100年。100年可不是個小數,誰知道下一個下下一個張愛玲整百年誕辰,那時的人們會不會像如今紀念屈原、杜甫、曹雪芹那樣記着她。

至少我會永遠記着她,永遠念她的好。

去年夏天,一位朋友找到我,説有這麼個活動“中國研究中文本資料的探尋、傳播與分析:學者與藏家的對話”邀我參加。這是個聽着很有學術味的會議,中德兩國兩所著名大學聯辦,會期三天,與會者須提交一篇不少於8000字的論文。這個會本來定的是今年3月初舉辦,由於盡人皆知的原因,改到7月初,後又延至明年7月了。

論文我早就寫得了,也提交了,真不好意思使用“論文”這個詞。我曾經極其崇拜的基辛格,其本科論文《歷史的意義》長達380多頁,據説創了哈佛大學論文篇幅最長之紀錄。

我的論文題目叫“一個張愛玲迷的自白”,內容摘要是這麼寫的:

30年來,節衣縮食地淘買到幾乎全部1949年之前的張愛玲作品初發刊,其中大部分是全套無缺的舊雜誌。如果僅僅陶醉於自娛自樂的收藏,顯然屬於低層次的“張迷”而已。我一邊蒐藏一邊撰寫一點兒“小考據”文章。那些個關於張愛玲的小故事都曾經使我震動,因而甘心一遍遍蒐集與寫作這麼些年,甚至於想起來只想到最初獲得材料的驚喜,與蒐集和寫作的歷程,一點兒都不覺得這其間30年的時間過去了。愛就是不問值得不值得。

後面的幾句,資深“張愛玲迷”應該看得出我套用了誰的話。

我的論文之所以還夠沾上一點兒論文的大名,實實在在的理由是曾經寫過的十幾篇“小考據”文章,有了它們,再加上主辦方要求提交的論文中含有“文本資料的探尋與分析”的元素,所以我的文章蠻可以論文視之的罷,有的時候真的不能過於小看自己。

“小考據”之一為:1945年元宵節,在常德公寓張愛玲家,與張愛玲交情最好的《雜誌》社搞了場“蘇青張愛玲對談”。柳雨生(柳存仁)因當晚要和張愛玲同台義演《秋海棠》,也提前來常德公寓張家等着和張愛玲一起去演出現場。1969年4月7日,張愛玲在寫給宋淇的信中提到了這件24年前的往事:“他一共跟《雜誌》的人到我家來過兩次,太太沒有來過。有一次有點得罪倒是真的:跟蘇青,對談,我説人多,説不出。編輯叫他到陽台去等着,雖然是開玩笑的,他臉上有點窘。但是我以為他現在得意的時候也許願意看見old acquaintance(老朋友)。”這麼件無關宏旨的小事,70年後經過我的考證寫成了文章,是不是饒有趣味?小事不小,大事不就是由無數小事堆積而成的嗎?

還有一件小事:張愛玲是1942年5月從香港回到上海的,具體日子呢?這個日子是我推算出來的——“是一個初夏輕陰的下午”。這句很重要,南方的初夏,5月就算是了。如果照周黎庵所説柳存仁與張愛玲同船,那麼張愛玲回到上海的日期即可確定為“一九四二年五月八日”。沒想到梅蘭芳的交通工具懸而未決,倒把張愛玲年譜中的一個重要日子先考定了。又查了一下張惠苑編著的《張愛玲年譜》,書中對此是這麼寫的:“1942年5月,香港大學停課,張愛玲輟學,與炎櫻坐船返上海。”另外一個至今無人考證出來的是1952年7月張愛玲離滬赴港的具體日子,是哪一天?這是枝節末梢的小事,有那麼難嗎?真就這麼難。

另外一件“平張失和”事,這個不能算小事了。“平張”即平襟亞和張愛玲。平襟亞(秋翁)於1941年7月與陳蝶衣創辦《萬象》雜誌,張愛玲是《萬象》的頭牌作者,風頭一時無兩。1944年夏秋之際,平張二人因一千元稿費的出入,撕破了臉皮,打架打到報紙雜誌上去了。平襟亞文章的題目是《記某女作家的一千元灰鈿》《最後的義務宣傳》和《“一千元”的經過》,張愛玲的文章題目則是決裂的架式——《不得不説的廢話》。關於“平張失和”的原因,我翻查了《萬象》《語林》等相關刊物,撰寫了《張愛玲為什麼與〈萬象〉鬧掰?》。時間過去了十幾年,我仍然認為“平張失和”的主因是“一千元灰鈿”。至於另外一種説法,即張愛玲是因為迅雨(傅雷)的文章《論張愛玲的小説》(刊於《萬象》第3卷第11期,同期連載有張愛玲的小説《連環套》)中批評了《連環套》而與《萬象》鬧掰的,我覺得這種説法就算是“平張失和”的原因,那也是個次要原因(次要原因不止一個)。傅雷現在鼎鼎大名,當年未見得呀,而且用的是筆名。同期《萬象》刊出批評自己的文章,頂多讓張愛玲很不舒服,尚不至於到鬧翻的程度吧,雖然張愛玲很快寫了《自己的文章》迴應迅雨。再者,傅雷文章裏誇張愛玲也誇得夠熱烈的呀,稱其為“我們文壇最美的收穫之一”。傅雷那句“《連環套》逃不過下地就夭折的命運”一語成讖。還有結尾那句“‘奇蹟在中國不算稀奇,可是都沒有好收場’,但願這兩句話永遠也扯不到張愛玲女士身上”也不是什麼中聽的話。説來説去,這原因那原因,能夠擺在桌面上的只有“一千元灰鈿”。

“平張失和”一役,作為長輩的平襟亞(1892—1978)大失風度,張愛玲給您的私信您不應該公之於眾呀。張愛玲初登文壇即碰到這麼件棘手的糾紛,面對大《萬象》和大老闆,全無懼色,應對自如,乾脆利索,只説“一千元”的出入,一句廢話也不説。

我寫過三篇關於“南玲北梅”的“小考證”文章,説實話,我倒不是非跟梅娘過不去,一而再再而三地糾纏“南玲北梅”,真實的動機是衝着學者們去的,看不起某些現代文學學者,他們怎麼會如此輕易地相信了這個梅娘自編自演的騙局,現代文學史上從未發生過如此破綻百出的騙局。給這個騙局掛上“欺世盜名”的牌子也許很恰當吧。上世紀90年代張愛玲如日中天,而梅娘早已文名不彰。作為40年代北方的名作家,梅娘瞧着張愛玲眼紅,心有不甘,出此下策情有可原,可憐的是那些為數不少的中了圈套的學者們。我去過梅孃家,見過梅娘,請她在淪陷時期北平出版的《藝文雜誌》上寫過幾句話,因為上面刊有她的作品。梅娘在創刊號扉頁寫下“謝謝為我們一代人保存舊作”,在第三期扉頁寫了“我們歷經坎坷,渴望理解”。梅孃的鋼筆字比張愛玲寫得好太多,張愛玲只有“流言”和“張愛玲”這五個字寫得好,之所以稱好,還是因為《流言》初版本封面的緣故,其餘無論是手稿還是信函,張愛玲的字都難以稱佳。張愛玲對於所謂的“南玲北梅”毫不知情,她人在萬里之遙的美國,也許正因為此,梅娘才敢於上演這麼一場鬧劇。假設張愛玲還在上海沒走,她便不會像現在這麼紅,梅娘也就沒必要打張愛玲的旗號了。

張愛玲感動我的地方,歸根結底是她的語言。就那麼有數的幾千個盡人皆識的漢字,到了張愛玲的筆下,有如魔方一般,變幻出攝人心魄的組合。如《對照記》裏“我祖母帶着子女合照”下面這幾句:“我沒趕上看見他們,所以跟他們的關係僅只是屬於彼此,一種沉默的無條件的支持,看似無用、無效,卻是我最需要的。他們只靜靜地躺在我的血液裏,等我死的時候再死一次。我愛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