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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餘幀影像故事,紀念魯迅先生誕辰140週年
來源:官方物流 | 陳澤宇 整理  2021年09月25日11:10

導語

魯迅先生是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享譽中外、深受景仰的一代文學大師,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不朽豐碑。魯迅先生是新文學的奠基人與開拓者,他在小説、雜文、詩歌、翻譯、文學評論與研究等領域都成就非凡。魯迅先生的文學始終與人民血脈相連,屬於人民、服務人民,一代代作家學者沿着魯迅先生的腳步,走上文學創作與研究的道路。魯迅先生的卓越成就、偉大精神和崇高品格值得每一位後來人深切緬懷。

 

(一)童年舊憶

童年是每個人人生經歷的起點,也是每一個作家寫作最寶貴的經驗所在。魯迅先生的童年在紹興度過,這裏有周家台門,有百草園,有三味書屋,也有當鋪與藥店。與油蛉、蟋蟀、雲雀相伴的記憶分外迷人,在書桌上刻下早字的記憶深刻難忘,從小康之家落入困頓的記憶影響了魯迅先生一生。如果用一組圖片來展現魯迅先生的複雜與豐富,不妨從童年舊憶開始。

編輯過程中受益於朱正《魯迅圖傳》(廣東教育出版社2004年)、吳中傑《荒野中的呼喊者——魯迅圖傳》(廣東教育出版社2004年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年)、黃喬生《魯迅圖傳》(中央編譯出版社2012年)、魯迅博物館編《魯迅文獻圖傳》(大象出版社1998年)、陳漱渝《搏擊暗夜——魯迅傳》(大象出版社1998年)以及上海魯迅紀念館官網、“紹興魯迅紀念館”微信公眾號所發佈的相關資料,特此致謝。

——編者按

 

紹興的周家老台門坐北朝南,青瓦粉黛,磚木結構,是目前紹興保存最為完好的清代台門建築之一,是魯迅祖輩世居之地。老台門是一座典型的封建士大夫住宅。其主體建築共分四進,第一進俗稱“台門斗”,儀門上方懸掛着一塊藍底金字的“翰林”匾。魯迅祖父周福清在同治年間被欽點為翰林,這對周家來説是莫大的榮耀。匾額的兩旁各有一行泥金小楷:“巡撫浙江等處地方提督軍務節制水陸各鎮兼管兩浙鹽政楊昌浚為”和“欽點翰林院庶吉士周福清立”。

老台門的廳堂是周氏族人的公共活動場所,以作喜慶、祝福和宴會賓客之用。廳堂正上方高懸一塊大匾“德壽堂”,兩旁柱子上有一副紅底黑字的楹聯:“品節詳明德性堅定 事理通達心氣和平”。

魯迅的祖父周福清(字介孚,1838-1904),同治十年進士,欽點翰林院庶吉士,曾任江西金溪縣知縣,後捐任內閣中書。後因科場案入獄。圖為紹興魯迅故居內魯迅祖父周福清和祖母孫氏、繼祖母蔣氏的畫像。

魯迅的父親周用吉(字伯宜,1861-1896)與母親魯瑞(1858-1943)

周家新台門位於紹興城內東昌坊口,建於清嘉慶年間,是周氏家族三個台門中建成時間最晚的一個。1881年9月25日,魯迅出生於此,並一直生活到18歲去南京求學之前。魯迅從日本留學歸國後曾在紹興府中學堂和山會初級師範學堂擔任教職,這一期間他也居住於此。魯迅常常在這裏備課、寫作到深夜。他的第一篇文言小説《懷舊》就是在此寫成的。卧室裏陳列着的一張鐵梨木牀,系魯迅當年睡過的原物。圖為魯迅的卧室。

“我家的後面有一個很大的園,相傳叫作百草園。……其中似乎確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時卻是我的樂園。”童年魯迅經常和小夥伴們來到周家新台門的菜園中玩耍嬉戲,捉蟋蟀,玩斑蝥,採桑葚,摘覆盆子,拔何首烏。夏天在樹蔭下乘涼,冬天在雪地裏捕鳥。“不必説碧綠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欄,高大的皂莢樹,紫紅的桑葚;也不必説鳴蟬在樹葉里長吟,肥胖的黃蜂伏在菜花上,輕捷的叫天子(雲雀)忽然從草間直竄向雲霄裏去了。單是周圍的短短的泥牆根一帶,就有無限趣味。油蛉在這裏低唱,蟋蟀們在這裏彈琴。……”(《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文中提及的泥牆根和石井至今保存完好。

魯迅7歲時入家塾開蒙。圖為《啓蒙鑑略》,是魯迅最早的啓蒙課本。

12歲時魯迅被家人送到三味書屋讀書,他非常留戀百草園:“我不知道為什麼家裏的人要將我送進書塾裏去了,而且還是全城中稱為最嚴厲的書塾。也許是因為拔何首烏毀了泥牆罷,也許是因為將磚頭拋到間壁的梁家去了罷,也許是因為站在石井欄上跳了下來罷,……都無從知道。總而言之:我將不能常到百草園了。Ade,我的蟋蟀們!Ade,我的覆盆子們和木蓮們!……” (《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

三味書屋約有35平方米,正中上方懸掛着“三味書屋”匾額,是清朝著名書法家梁同書所題。“三味”的意思為:讀經味如稻粱,讀史味如餚饌,諸子百家味如醯醢。魯迅在三味書屋的老師壽懷鑑(字鏡吾)是紹興城中極方正、質樸、博學的人。在三味書屋的近五年間,魯迅依次學習了《幼學瓊林》《四書》《五經》等。

“孔孟的書我讀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寫在<墳>後面》)魯迅的求知慾很強,他除了學習《四書》《五經》、唐詩以及漢魏六朝辭文和其他一些古典文學作品之外,還對許多“課外知識”興趣盎然,如《爾雅音圖》《癸巳類稿》《詩畫舫》《紅樓夢》《水滸傳》《儒林外史》等等。三味書屋的學習生涯,使魯迅受益匪淺。魯迅在此積累了豐富的文化知識,為日後從事的文學創作打下了非常堅實的基礎。圖為魯迅《擬購書目》手稿,寫於1897年前,現存北京魯迅博物館。

圖為清代陳淏子記述花木栽培技巧的作品《花鏡》。魯迅在閲讀時頗感興趣,並做批註。

圖為《點石齋叢畫》,這是魯迅用壓歲錢和零花錢購買的畫譜之一。1885年上海點石齋石印縮印本。現存北京魯迅博物館。

科場案後,魯迅的祖父被關押到杭州監獄,父親被取消鄉試資格,魯迅兄弟為避株連,到親戚家避難,被稱為“乞食者”(《魯迅自傳》)。“我有四年多,曾經常常,——幾乎是每天,出入於質鋪和藥店裏,年紀可是忘卻了,總之是藥店的櫃枱正和我一樣高,質鋪的是比我高一倍,我從一倍高的櫃枱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在侮蔑裏接了錢,再到一樣高的櫃枱上給我久病的父親去買藥。回家之後,又須忙別的事了,因為開方的醫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藥引也奇特:冬天的蘆根,經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對的,結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辦到的東西。然而我的父親終於日重一日的亡故了。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麼,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進K學堂去了,彷彿是想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圖為魯迅父親所寫的借約(現存上海魯迅紀念館),以及少年時期魯迅經常去的“恆記當”當鋪和“光裕堂”藥店。

 

一八九八年五月,魯迅辦了八元的川資,攜帶着一隻網籃、一個鋪蓋卷,告別母親,離開故鄉,前往南京水師學堂求學。

 

(二)先生相冊

魯迅先生喜歡拍照,還喜歡將照片作為禮物贈與友人。現存魯迅照片有百餘張,既有單人照,也有與他人的合照。這一部分,我們以時間先後為序,排列魯迅從1903年至1936年所有單人照,並配以簡單文字説明,試圖以魯迅先生個人相冊的方式鏈結他一生的重要旅程,重温他的風采與個性。細細觀之,從先生的神情變化裏,亦可發掘他的思想軌跡。

編輯過程中受益於黃喬生《魯迅像傳》(貴州人民出版社2013年)《魯迅影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年),特此致謝。

——編者按

 

1903年攝於日本。這張照片被稱為“斷髮照”,是現存最早的魯迅單人照。魯迅在弘文學院剪辮後,拍照留念,並贈與同學兼同鄉友人許壽裳一張。許壽裳稱魯迅贈與照片同時,還贈七言詩一首與他,“靈台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暗故園。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魯迅去世後,許壽裳在回憶錄中將這首詩定名為《自題小像》。魯迅一生很看重這張照片,多次將其洗印贈友。

1904年攝於日本。這是魯迅弘文學院畢業照。魯迅是弘文學院第一屆56名學生,也是22名寄宿生之一。1904年,魯迅從弘文學院普通速成科畢業。他獲得的畢業文憑上寫着:“大清國浙江省周樹人,從明治三十五年四月至本年四月,在本學院學習日本語及普通速成科畢業,以此作證,明治三十七年四月三十日,大日本弘文學院院長嘉納治五郎(章)。”

1909年攝於日本。1908年,應許壽裳邀請,魯迅與許壽裳、周作人、錢鈞甫、朱謀宜五人合住在夏目漱石故居。在“伍所”居住期間,魯迅經常從各處書店購書,但較少遊覽。魯迅在吃穿住上並不講究,卻花費大量資財購買外國書刊,以此學習、練習翻譯文學作品並做文章,很是勤奮。

1909年攝於杭州。照片由杭州“二我軒”照相館拍攝。1909年,魯迅回國,在浙江杭州的兩級師範學堂做化學和生理學教員,併兼任博物課(動物學、植物學、礦物學)日籍教員鈴木珪壽的翻譯。據夏丏尊回憶,魯迅在上課時要求學生不許笑,因為他認為自己授課時的態度是嚴肅的,如果有人發笑,嚴肅的氛圍就遭到破壞。“周先生很嚴肅,平時是不大露笑容的,他的笑必在詼諧的時候。他對於官吏似乎特別憎惡,常摹擬官場的習氣,引人發笑。”

1911年攝於東京。1911年5月,魯迅為催促周作人一家回國,赴日本半月餘,這張照片即是在東京“中缽”照相館拍攝的。值得一提的是,照片中魯迅所穿衣服,是他自己設計的。許壽裳曾説,魯迅那時“新置了一件外套,形式很像現今的中山裝,這是他個人獨出心裁,叫西服裁縫做成的……”

1918年1月13日攝於北京。為浙江紹興中學校旅京同學會合影,上圖為合影局部放大圖片。魯迅在當日日記中記載此事:“十三日晴。星期休息。午後同二弟至留黎廠德古齋,偶檢得《上尊號碑》額並他種專、石雜拓片共六枚,付泉一元。又至北京大學訪遐卿,並赴浙江第五中學同學會,有照相、茶話等,六時歸寓。”

1925年5月28日攝於北京。為《阿Q正傳》俄譯本所攝。俄國人瓦西里耶夫(王希禮)為翻譯《阿Q正傳》,通過曹靖華寫信給魯迅,請魯迅賜序和照片,並作《自敍傳略》。

1925年7月4日攝於北京。為《阿Q正傳》英譯本所攝。魯迅在當日日記中記載此事:“午後往中央公園,在同生照相二枚。”《阿Q正傳》英譯本的譯者梁社乾,在翻譯中曾得到魯迅的幫助。譯本於1926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但魯迅的照片未被印入。

1927年1月2日攝於廈門。魯迅對廈門大學的人際關係感到厭煩,且不適應當地生活,不足半年就決意離開。臨行前,魯迅、林語堂與幾個學生在南普陀寺西南的小山崗上照相,這裏到處生長着魯迅喜愛的龍舌蘭,滿山是饅頭一樣的洋灰的墳墓。魯迅寫信給許廣平説:“今天照了一個照相,是在草木叢中,坐在一個洋灰的墳的祭桌上”。魯迅後來把照片用在雜文集《墳》中。他還在照片上題寫“我坐在廈門的墳中間”贈給章廷謙(矛塵)。照片上標有:The China Studio, Amoy(廈門中國照相館)。

1927年8月19日攝於廣州。1927年1月中旬,魯迅到達廣州,任文學系主任兼教務主任。8月19日,魯迅與許廣平、廖立峨、何春才到照相館拍照。魯迅日記:“下午同春才、立峨、廣平往西關圖明館照像,又自照一像,出至在山茶店飲茗。”這張照片採用了多次曝光的方法,有四張底片。魯迅在廣州的時間雖然很短,但在當時的革命大本營複雜環境中的種種遭遇,讓他的觀念發生了很大變化,如同這張照片,一張照片曝光四次,顯示出他的“多面”。

1927年11月16日攝於上海。魯迅當日到光華大學講演,講演題目為《文學與社會》,並在日記中記錄此事。據學生郭子雄的記錄,魯迅在此次演講中對文學界的不良傾向,如逃避現實鬥爭、專為藝術而藝術的文學,止於叫苦的消極文學,以及幫兇文藝等,都進行了分析與批評。上圖右圖為前往光華大學,左圖為講演完成後。

1928年3月16日攝於上海。1927年10月8日,魯迅和許廣平搬到了景雲裏,在此居住近三年。後經內山先生介紹,搬到四川北路拉摩斯公寓。在景雲里居住期間,魯迅除了翻譯作品外,還主編《語絲》週刊、《萌芽》月刊、《文藝研究》等,與柔石合編《朝華旬刊》,與郁達夫合編《奔流》月刊。此外,海嬰也於魯迅與許廣平居景雲裏期間誕生。以上四張即魯迅在景雲裏寓所書房內所照。

1930年9月17日攝於上海。1930年9月25日是魯迅50歲壽辰。9月17日,上海左聯為魯迅祕密祝壽,史沫特萊為魯迅拍攝了多張照片,上圖為其一。魯迅在當日日記中寫道:“友人為我在荷蘭西菜室作五十歲紀念,晚與廣平攜海嬰同往,席中共二十二人,夜歸。”同年9月,致曹靖華信中,魯迅曾提及此次聚會,並説“活了五十年,成績毫無,我惟希望就是在文藝界,也有許多新的青年起來。” 史沫特萊也在回憶文章中對這次聚會印象深刻,在這個哪怕少數人聚在一起也格外敏感的時間段裏,竟前後有兩百多人前來向魯迅致意。

1930年9月25日攝於上海。對於自己的五十歲壽辰,魯迅顯得格外重視。在日記中,魯迅寫下:“晴。午後同廣平攜海嬰往陽春堂照相。”該日魯迅照相三張,分別為單人照(上題“九月二十四日照於上海,時年五十”,日期為魯迅誤記)、與海嬰照(上題“魯迅與海嬰,一歲與五十”)、與許廣平並海嬰照。五十歲誕辰的魯迅單人照,是最為著名的魯迅照片之一,這張照片上的魯迅“橫眉冷對千夫指”,在特定歷史階段的特定場合曾被廣泛使用。

1933年2月24日攝於上海。當日魯迅與楊銓、李濟在“中央研究院”國際出版品交換處合影,並拍攝了單人照。魯迅在日記中記載了這次出行,“午,楊杏佛邀往新雅午餐,及林語堂、李濟之。”同年,楊銓將照片寄送魯迅。1933年1月,魯迅加入了由宋慶齡、蔡元培、楊銓等人發起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並被選為上海分會執行委員。同年6月18日,楊銓被特務暗殺。

1933年5月1日攝於上海。這張照片是著名的魯迅“毛衣照”,所穿毛衣為許廣平親手所織。《兩地書》中曾記載這件手織毛衣,魯迅在信中寫道:“背心已穿在小衫外,很暖,我看這樣就可以過冬,無須棉袍了。”多年後,周海嬰在著述《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中曾專門單列出這張照片,並在照片下注釋“這張照片,母親最喜歡!”

1933年5月26日攝於上海。《西行漫記》作者、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翻譯魯迅小説,準備編入《活的中國》一書,極盼得到魯迅一張近照。這張單人照即專門為此事所攝,魯迅對這張照片很滿意。此照片最早與斯諾撰寫的《魯迅評傳》一起,刊登在1935年1月出版的美國《亞細亞》雜誌上,以後又刊登在1936年底英國倫敦出版的《活的中國》一書的扉頁上。魯迅逝世後,於萬國殯儀館供人弔唁的巨幅遺像,就是由這張單人照放大而來。

1933年9月13日攝於上海。這張照片上,魯迅的眼神中透露着疑慮,神情中略顯憤恨。這或許與晚年魯迅生活在政治壓迫、商業壓榨的環境中,心情頗不愉快有關。在與曹靖華信中,魯迅曾説“很想離開上海,但無處可去”。左聯解散後,魯迅在給王冶秋信中也提到,“現此翼已經解散,別組什麼協會之類,我是決不進去了。但一向做下來的事,自然還是要做的。”

1935年攝於上海,魯迅從大陸新村住所去往內山書店路上。1933年4月,魯迅一家遷入大陸新村,這是魯迅在上海的最後一處住所。此地荒僻,“雨後蛙聲大作,如在鄉間”。魯迅與外界的信件郵件,甚至房租、水電費等事宜,全由內山書店代轉代辦。在此處,魯迅曾多次掩護共產黨人。1934年瞿秋白離開時,曾將一張書桌留存在魯迅大陸新村住所中。次年瞿秋白遇害後,魯迅將這張書桌保留下來,以紀念亡友。

1936年3月23日攝於上海。去世前的幾年,魯迅對左聯內部的鬥爭極其失望,瞿秋白已被殺害,馮雪峯遠在他鄉,魯迅頗感“獨戰”的悲哀,這種情緒上的消極也加速了他身體的衰弱。1936年4月,馮雪峯作為特派員抵滬,急於見到魯迅,未先與黨組織聯繫就徑直來到魯迅家中,“那時已經黃昏,他在樓下已經從那個老女工那裏知道我在樓上了;我聽見他上來,心裏快樂得很激動,同時以為他也一定很高興,並且會先問我如何到上海之類的事情的。但他走進房來,悄然地握了握我興奮地伸過去的手,絲毫也不以我的到來為意外,卻先説了這樣一句話:‘這兩年來的事情,慢慢告訴你罷。’”值得一提的是,以上敍述源於馮雪峯1952年《回憶魯迅》,十餘年後,馮坦然自己之前對此場景中魯迅原話做了改寫,魯迅原話為“這兩年,我給他們擺佈得可以!”,馮雪峯按記“這他們是指周揚等人”。改寫策略與記憶組織的糾葛,也暗示着魯迅研究中歷史學與政治學的話語暗戰。圖為魯迅大病初癒後留影,為史沫特萊所攝。

1936年10月8日攝於上海。逝世前11天,魯迅在上海八仙橋青年會參觀全國第二回木刻流動展覽會上,其時他已病重。由沙飛攝。在專門記述此次展覽會的文章中,沙飛曾寫,“飯後趕回會場,不料魯迅先生早已到了。他自今夏病過後,現在還未恢復,瘦得頗可以,可是他卻十分興奮地,很快樂地在批評作品的好壞。……魯迅先生徘徊了好些時才走,給與人們一個極親的印象。” 內山嘉吉、白危、黃新波等人均在紀念文章中提及,魯迅一生中有笑容的照片並不多。沙飛所攝的這組照片中,另有魯迅與他人談話時大笑的照片,“笑聲淹沒了一切”。

1936年10月攝於上海。魯迅逝世後,沙飛攝。在9月5日寫作的《死》一文中,魯迅曾寫下了七條遺囑:“一,不得因為喪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趕快收斂,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情。四,忘記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塗蟲。五,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六,別人應許給你的事物,不可當真。七,損着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後文又設問了對自己怨敵的話,“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麼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1936年10月19日晨5時25分,魯迅先生與世長辭。 

 

(三):親友合照

在這一組照片中,魯迅先生一生的友情、愛情與親情盡顯,我們能看到他的痛苦、憤怒,也能看到他的温暖、柔軟。從東京到杭州,從北京到廈門,從廣州到上海,魯迅先生的獨異與平易在每張照片中都有體現。“無情未必真豪傑,憐子如何不丈夫”,最令人動容的或許是魯迅與海嬰的每張合影,在這裏沒有匕首和投槍,卻是温情脈脈的眼中含笑。魯迅先生是一個大寫的人。

編輯過程中受益於黃喬生《魯迅像傳》(貴州人民出版社2013年)《魯迅影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年),特此致謝。

——編者按

 

1903年攝於東京,時魯迅在弘文學院。照片上其他三人均為紹興人。與魯迅並排而立者許壽裳,弘文學院浙江班學生;許壽裳前面坐者邵明之,東京清華預備學校學生,後往北海道札幌地方工業專門學校學習土木工程;魯迅之前為陳儀,日本成城學校學生,後就讀於日本陸軍大學,曾任台灣省行政長官兼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總司令、浙江省省長。

1905年攝於日本仙台。魯迅與仙台醫專同學合影,中排右起第三人為魯迅。

1905年秋攝於日本仙台。魯迅與同住在“宮川宅”公寓的五名住宿學生在仙台東一番丁照相館合影。前排左起:三宅、磯部浩策、吉田林十郎、施霖;後排左起:大家武夫、魯迅。這張照片是魯迅贈給公寓主人宮川信哉留念的。八年後的1913年,當時照片中的一個人回來拜訪房東宮川信哉,宮川想象其中三人拍完照片十年後的樣子,為他們添上了鬍子。他還在照片的背面寫道:“明治三十八年X月影,拾年後想象髪,大正二年現在,大家君在美國,周君不明,三宅君在大學小兒科,磯部君在米澤縣,吉田君在朝鮮,施君不明。”(“想象髪”是“想象髭”(即鬍鬚)的誤筆。)

1909年攝於日本東京。魯迅(前排左一)、許壽裳、蔣抑危(前排中坐者)等合影。蔣抑危對《域外小説集》的出版予以資助。

1910年1月10日攝於杭州。許壽裳、魯迅回國後受沈鈞儒邀請,到浙江兩級師範學堂任教。沈離任後,夏震武繼任。夏思想頑固、妄自尊大,被稱為“夏木瓜”,後被許壽裳、魯迅驅逐,戲稱“木瓜之役”。圖片為“木瓜之役”勝利後的合影。前排左起第八人為魯迅,後排左起第十一人為許壽裳。

1915年1月5日攝於北京。系中華民國教育部全體人員合影。魯迅在教育部任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主管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等事項。後排左起第三人為魯迅。

1917年1月26日攝於北京。圖為京師圖書館新館開館紀念合影。第二排左起第五人為魯迅,第一排左起第五人為時任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第二排左起第四人為時任社會教育司司長夏曾佑。

1923年4月攝於北京。愛羅先珂自1922年到北京大學任教世界語和俄國文學後,蔡元培便將愛羅先珂託付給周氏兄弟照料。愛羅先珂是盲人,但他的授課與演講都非常出色。圖為魯迅(後排左一)、周作人(前排左一)與愛羅先珂(後排左三)合影。

1926年11月17日攝於廈門。圖為廈門大學員工合影,第四排右起第一人為魯迅。攝影當日,魯迅已有去意。

1927年1月4日攝於廈門。在全校師生送別魯迅合影後,文科學生特邀魯迅在羣賢樓後面另照一相,“泱泱”“鼓浪” 兩個文學社學生也參與了此次合影。前排左七為魯迅。

1927年8月19日攝於廣州。魯迅與許廣平(左二)、何春才(左四)、廖立峨(左一)合影。何春才是廣州知用中學的學生,敬仰魯迅。廖立峨是廈大學生,跟隨魯迅到廣州。

1927年9月11日攝於廣州。魯迅、許廣平與蔣徑三合影。蔣時任廣州中山大學圖書館館員兼文科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理,曾邀魯迅至學術講演會演講,講題為《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

1927年10月4日攝於上海。魯迅到達上海與親朋好友合影。魯迅當日日記中記載:“午前伏園、春台來,並邀三弟及廣平至言茂源午飯,玉堂亦至,下午六人同照相。”前排右起:魯迅、許廣平、周建人;後排右起:孫伏園、林語堂、孫福熙。值得一提的是,魯迅與林語堂原為好友,後交惡。在1977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魯迅》照片集中,林語堂被抹掉了。在這張照片中,孫福熙與林語堂一同被抹掉。此外,林語堂還在另外兩張照片上也被抹去。

1930年1月4日攝於上海。海嬰的出生讓魯迅分外欣喜。圖為海嬰百日全家合影。

1930年3月27日攝於上海。海嬰六個月,魯迅雙手將海嬰舉高高。

1930年9月25日攝於上海。這是魯迅五十壽辰拍照三張之一:魯迅與海嬰,一歲與五十。

1931年4月20日攝於上海。編訂左聯機關刊物《前哨》創刊號後,魯迅與馮雪峯兩家一同合影留念。據馮夏熊(馮雪峯之子)回憶説,拍這張照片時,許廣平剛哭過,眼淚未乾頭微低。因為左聯成員柔石剛被殺害,魯迅一家正經受着悲痛的煎熬。《前哨》創刊號即為“紀念戰死者專號”。

1931年8月22日攝於上海。魯迅與木刻講習會成員合影。魯迅酷愛木刻版畫,為這一藝術門類做出了許多貢獻。

1932年11月27日攝於北京。1932年11月,魯迅赴北平探望母親期間,分別應北京大學、輔仁大學、女子文理學院、北京師範大學、中國大學之邀,發表了著名的“北平五講”。圖為魯迅在北京師範大學演講。在北師大的演講,起初在教室內,但聽眾甚多,只好轉到室外,大家把魯迅抬到方桌上。這一天演講的題目是《再論“第三種人”》。

1933年2月17日攝於上海。蕭伯納訪華,與蔡元培、魯迅合影。魯迅喜歡蕭伯納,但二人身高有差,站在一起有些好笑。魯迅回憶起這張照片時曾説,“並排一站,我就覺得自己的矮小了。雖然心裏想,假如再年青三十年,我得來做伸長身體的體操……”

1933年5月26日攝於上海。這一天,姚克陪同魯迅去為斯諾編譯《活的中國》所請拍攝照片,單人照完成後,姚克請求與魯迅合影。魯迅對姚克印象頗佳,“有真才實學,是個切實做事的人”。

1933年9月13日攝於上海。這是魯迅五十三歲生辰全家合影。魯迅當日日記寫道:“上午同廣平、海嬰往王冠照相館照相。大雨一陣。”

1933年夏攝於上海內山寓所。魯迅到上海後第三天,即往內山書店購書,後與老闆內山完造成為好友。

1934年8月29日攝於上海。魯迅在內山完造寓所避難時與日本友人合影。左起:內山完造、林哲夫、魯迅、井上芳郎。

1935年10月21日攝於上海。魯迅與內山完造、野口米次郎(右一)合影。

1936年2月11日攝於上海。魯迅與內山完造、山本實彥(中)合影。

1936年10月8日攝於上海。沙飛攝。魯迅參觀了全國第二回木刻流動展覽會。魯迅此時已在病中,但參觀展覽時精神很好,其中一張照片中可以看到魯迅在大笑,這在魯迅的全部照片中都很罕見。魯迅一生編印、收藏木刻版畫,為中國美術史保留了珍貴的文化遺產。沙飛所攝此組照片共8張,記錄了魯迅最後一次參加大型活動。自參觀展覽會返家11天后,魯迅先生病逝。

 

(四)文墨雅趣

魯迅先生一生的著述、譯著、輯校、書信、文抄都用毛筆完成,先生留給後人的墨跡記錄了他的文學創作,同時也是寶貴的藝術財富,其書法作品呈現出簡約、沖淡、樸厚、古雅的獨特風格。郭沫若曾評價魯迅手跡自成風格,“融冶篆隸與一爐”“遠逾宋唐,直攀魏晉”,其書法淵源可見一斑。從魯迅先生的日記及相關文獻中可以發現,先生一生大量購置書法及美術書籍,大量收藏國畫、西洋畫、漢畫像、版畫、風俗畫、碑銘、瓦當、磚刻、箋紙、剪紙、明信片、古錢幣以及各類雜項藝術品,盡顯文人雅趣。此外,魯迅先生熱愛藝術設計,除自己的著譯作品外,還對《奔流》《文藝研究》《萌芽月刊》等雜誌以及友人著譯圖書封面進行設計,留下了大量佳作。瞭解魯迅先生在文學創作之外的文墨法度和生活雅趣,對建立豐富、立體的魯迅印象大有裨益。

編輯過程中,受益於《魯迅手稿叢編》(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蕭振鳴《魯迅的書法藝術》(灕江出版社2014年),王錫榮《畫者魯迅》(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王錫榮、喬麗華《藏家魯迅》(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年),北京魯迅博物館編《拈花集》(人民美術出版社1986年),北京魯迅博物館編《魯迅藏拓本全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15年),特此致謝。

——編者按

 

魯迅文稿的書寫大多用各類長方格稿紙,也有部分無格的稿紙。用帶格稿紙寫作時,基本一字一格,從無潦草。魯迅早期作品的手稿大都失散,現存文稿手跡只是全部創作的四分之一。上圖為1925年10月30日作的《<墳>的題記》,是現存魯迅最早文稿。其時魯迅在廈門,一個大風之夜,文中寫道,“雖然明知道過去已經過去,神魂是無法追躡的,但總不能那麼決絕,還想將糟粕收斂起來,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墳,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戀。”

“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舊帽遮顏過鬧市,破船載酒泛中流。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達夫賞飯,閒人打油,偷得半聯,湊成一律,以請亞子先生教正。魯迅。”(標點為編者所加)“橫眉”兩句堪稱魯迅最著名的詩。1932年10月12日,魯迅第一次書寫《自嘲》詩,贈與友人柳亞子。1954年,柳亞子將這幅魯迅墨跡獻與毛澤東、朱德,後該墨跡調撥至北京魯迅博物館,現亦藏於此。

“靈台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暗故園。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二十一歲時作,五十一歲時寫之,時辛未二月十六日也。魯迅。”(標點為編者所加)《自題小像》詩作於1903年,現存三幅,上圖為其中之一,是1933年魯迅重錄的。相比於其他文體的手跡,魯迅詩稿是更純粹意義上的書法作品。魯迅研究專家蕭振鳴對這幅字的書法藝術評析道,“豎寫四列,跋詞字號略小,字體寬博厚重,第一個‘靈’字引首,大有黑雲壓城之勢,‘風雨’二字盡顯行書的灑脱,‘磐’字出筆沉穩,‘闇’‘園’二字圓轉處澀意濃重,遲緩有度,‘血’字具有強烈的感情色彩,力透紙背。通觀全篇,起筆沉穩,收筆少有出鋒,書法朴茂厚重,一氣呵成,具有強烈的視覺美感。”

有一知心人,是人生大幸運。“十年攜手共艱危,以沫相濡亦可哀。”魯迅與許廣平的感情,是平凡中見真情的典範,他稱她“小刺蝟”,她稱他“小白象”。身處兩地的書信中,“既沒有死呀活呀的熱情,也沒有花呀月呀的佳句”。所有魯迅信札中,致信最多之人是許廣平。魯迅還將他與許廣平的通信謄抄修改,結集《兩地書》出版。當然,他們周圍的流言蜚語與含沙射影自是不少,《兩地書》序言中,魯迅説“在不斷的掙扎中,相助的也有,下石的也有,笑駡誣衊的也有,但我們緊咬了牙關……”或許就像魯迅贈給許廣平的詩中所言,“十年攜手共艱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畫圖怡倦眼,此中甘苦兩心知。”

魯迅對後輩作家多關切照顧,並提供無私的幫助。在現存魯迅書信中,與蕭軍、蕭紅的通信即有20封之多,魯迅還慷慨為二人作品作序。讀罷《生死場》後,魯迅大為激動,在他看來,蕭紅的小説給人以堅強和掙扎的力氣,“現在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四的夜裡,我在燈下再看完了《生死場》。周圍像死一般寂靜,聽慣的鄰人的談話聲沒有了,食物的叫賣聲也沒有了,不過偶有遠遠的幾聲犬吠。想起來,英法租界當不是這情形,哈爾濱也不是這情形;我和那裡的居人,彼此都懷著不同的心情,住在不同的世界。然而我的心現在卻好像古井中水,不生微波,麻木的寫了以上那些字。”在滬期間,蕭紅經常拜訪魯迅、許廣平夫婦,是他們難得的忘年交。魯迅逝世後,蕭紅的長篇散文《回憶魯迅先生》真摯動人,業已成為綿長豐贍的魯迅紀念史中一部無法迴避的經典作品。

現存魯迅中文信札中最後一封,是1936年10月17日寫給友人曹靖華的信,次日還有最後一封日文信札,收信人為內山完造。在寫給曹靖華的最後一封信時,魯迅已病重,“我病醫療多日,打針與服藥並行,十日前均停止,以觀結果,而不料竟又發熱,蓋有在肺尖之結核一處,尚在活動也。日內當又開手療治之。此病雖糾纏,但在我之年齡,已不危險,終當有痊可之一日,請勿念為要。”

《引玉集》初版封面

[蘇聯]畢斯凱萊夫《鐵流》插圖

魯迅與曹靖華的深厚情誼,從《引玉集》的出版可窺一孔。“一九三一年頃,正想校印《鐵流》,偶然在《版畫》(Graphika)這一種雜誌上,看見載着畢斯凱來夫刻有這書中故事的圖畫,便寫信託靖華兄去搜尋。費了許多周折,會着畢斯凱來夫,終於將木刻寄來了,因為怕途中會有失落,還分寄了同樣的兩份。靖華兄的來信説,這木刻版畫的定價頗不小,然而無須付。蘇聯的木刻家多説印畫莫妙於中國紙,只要寄些給他就好。”兩年間,魯迅寄贈中國各種宣紙及日本紙品與舊書六次,曹靖華先後七次從蘇聯木刻家手中搜尋木刻作品118幅,寄與魯迅。1934 年,介紹蘇聯木刻版畫的《引玉集》由三閒書屋出版,魯迅為該書設計封面。封面底色淡黃,上部居中位置印有紅色木刻一副,書籍名稱和木刻作者英文名均在其中,封面內容與版畫技法融合巧妙。

《引玉集》出版後,魯迅還陸續收到蘇聯版畫家寄來的手拓珍品,擬出版續集《拈花集》,旨在拈集散落花瓣於一處,不料續集成為未竟之作。1986年,北京魯迅博物館據魯迅所藏蘇聯版畫以編輯成《拈花集》,由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收16蘇聯版畫家120幅作品,已然重病在身的曹靖華為《拈花集》作序,這是文物保存的延續,也是作家友誼的見證。

魯迅對木刻版畫的鐘情,或許是所有藝術門類裏最深的,一生為木刻書寫文章多篇,多次幫助青年木刻藝術家,逝世前不久還參加全國木刻流動展覽會。羅清楨是魯迅喜歡的青年木刻家之一,1933年後的日記中有二十多次提及他們的交往。上圖為羅清楨1934年所作《韓江舟子》。羅將這幅寄給魯迅後,魯迅在回信中表示肯定並提出建議“《韓江舟子》的風景,極妙,惜拉縴者與船,不能同時表出,須閲者想像,倘將人物佈置得遠些,而亦同時看見所拉之船,那就一目瞭然了。”

治印識印是中國文人的一大特徵。魯迅叔父周芹候擅長篆刻,少年時耳濡目染下,魯迅也對刻印有過了解。在魯迅改定的《<蜕龕印存>序》中,他僅用四百餘字就講解了印章的傳説、起源、發展和審美價值。南京求學時期,魯迅也曾自刻過“文章誤我”“戛劍生”“戎馬書生”等印。今僅存“戎馬書生”印(上左圖:2.6cm×1.7cm×1.7cm。現存北京魯迅博物館)。另有多枚名章、閒章為他人所贈(上右圖):其中友人陳師曾為魯迅刻印最多,“俟堂”(左欄第三)即為陳師曾刻印;“魯迅”(右欄第三)為許廣平1926年所贈,許廣平致魯迅信中寫道,“茲寄上圖章一個,夾在絨背心內,但外面則寫圍巾一條。你打開時小心些,圖章落地易碎的。”次月回信中,魯迅表示收到,並稱“印章很好”;“魯迅”(左欄第一)是1931年6月吳德光刻,此印曾廣泛用作1930年代出版的魯迅著作版權印花,另外,著名的詩稿《答客誚》(無情未必真豪傑)上也鈐印此章。

魯迅收藏之豐、種類之廣令人驚歎,在各階段日記中經常能發現他購置文物或接受友人寄贈的相關記錄。

上圖右側為魯迅藏松古齋印製的仿古蔬果箋,是魯迅藏大量箋紙中的一份。魯迅與鄭振鐸酷愛蒐集箋紙,常訪琉璃廠榮寶齋、淳菁閣等古玩書畫鋪,二人篤信北平所刻箋紙最具價值,收集詩畫箋三百餘封,並編印《北平箋譜》。

中欄自上而下分別為“石雕煙灰皿”、“龍鳳”磚拓片和“端平重寶”古錢。“石雕煙灰皿”為1936年楊之華託人從蘇聯帶給魯迅的,材料為南高加索烏拉爾山所產玉石,造型為北極狐;“龍鳳”磚拓片,1917年10月5日許壽裳帶來,魯迅判斷磚刻為東魏時期物品;古錢為1914年11月20日午後從地攤上慧眼撿漏的南宋“端平重寶”錢幣,僅以30銅元買下。

左側《山水寫意》國畫是林紓所繪。1912年11月9日魯迅赴琉璃廠買紙,“並託清祕閣買林紓畫冊一葉,付銀四元四角”,五日後獲得該畫作,但魯迅以為“不甚佳”。這一時期魯迅對文人畫頗感興趣,購買了不少畫冊。

下側長圖為1915年10月30日,魯迅得藏沂水袁家城子漢畫像10幅,是他眾多漢畫像收藏之一。魯迅曾希望在廈門大學任教時出版《漢畫像考》,後計劃落空。

寫作《朝花夕拾》後記時,魯迅對兒時聽説的“無常”詳加描繪,並繪畫了一幅“無常圖”。上圖中上方為魯迅根據記憶中紹興迎神賽會中活無常的形象所繪製的畫作,下右側為魯迅從南京李光明莊本《玉曆鈔傳》中描出的“死有分”,下左側為魯迅從廣州寶經閣本《玉曆》中描出的“活無常”。顯然,魯迅所繪更勝一籌。

魯迅1917年設計的北大校徽,至今仍在使用。圖案以篆字“北大”構成環狀,“大”與“北”上下疊合,像一人揹負二人,有肩負重任之感。

1923年,為紀念北大建校25週年,魯迅為《北大歌謠週刊》增刊繪製封面。增刊第一部分為“月歌集錄”,故魯迅設計封面底色為深藍色代指月夜,上有閒雲斜月相襯。左上角為沈尹默手書兒歌《月亮光光》,“月亮光光,打開城門洗衣裳,衣裳洗得白白淨,明天好去看姑娘。”右下出版説明為魯迅手跡。據常惠《回憶魯迅先生》,“北大印刷科沒有銅板,只能用木板。把封面畫底稿貼在木板上再刻,因此魯迅先生這張封面底稿就沒有保留下來。經木刻工人刻了以後,先生原稿的精神沒有完全顯示出來,印出的封面比原稿差多了。”

《奔流》,1928年6月創刊,魯迅與郁達夫共同主編,是以介紹外國文學為主的文藝月刊。《萌芽》1930年1月創刊,魯迅和馮雪峯共同主編,從第三期起成為左聯機關刊物。“奔流”的筆畫裏,有的呈放射狀,有的則顯得迂迴,喻示社會奔流的多樣性。而黑筆溝邊,則使字體更具流動感。“萌芽月刊”的筆畫中粗細各具,尖部明朗,如同新生的芽;四個字橫折排列,更顯張揚活力。魯迅設計的美術字“奔流”“萌芽月刊”代表了魯迅質樸、簡約、醒目的設計風格。

 

(五)初版掠影

版本學的方法在中國文學研究中歷史悠久,並長期佔據重要地位,通過對寫本、刊本、印本、稿本、抄本等版本的細緻研究,能為刊誤糾謬提供幫助,意義巨大。魯迅研究中,版本校勘亦為重要組成部分。此外,魯迅著譯作品的初版本封面,大多為魯迅先生自己繪圖設計,或令親密友人提供繪圖設計,頗具美感。現以出版時間先後為序,排列魯迅著譯作品部分初版本封面圖如下,以饗讀者。

部分圖片來源網絡。著作初版本圖片説明依託於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魯迅全集》各卷前的説明文字,特此致謝。

——編者按

 

1909年2月、6月,在日本東京出版周氏兄弟合譯《域外小説集》,署“會稽周氏兄弟纂譯”。第一冊收小説7篇,其中安特來夫的《謾》和《默》署“樹人譯”;第二冊收小説9篇,其中迦爾洵的《四日》署“樹人譯”,均系以德文轉譯。

1923年7月新潮社初版譯著《桃色的雲》,收魯迅翻譯的俄國詩人、童話作家愛羅先珂的三幕童話,列為該社《文藝叢書》之一。1926年起改由北新書局出版,1934年起又改由上海生活書店出版。

《吶喊》收魯迅先生1918年至1922年所作小説十四篇。1923年8月由北京新潮社初版,原收十五篇,列為該社《文藝叢書》之一。1924年5月第三次印刷時起,改由北京北新書局出版,列為魯迅先生所編的《烏合叢書》之一。1930年1月第十三次印刷時,由魯迅先生抽去其中的《不周山》一篇(後改名為《補天》,收入《故事新編》)。魯迅先生生前共印行二十二版次。

《中國小説史略》原為魯迅先生在北京大學授課時的講義,後經修訂增補,先後於1923年12月、1924年6月由北京大學新潮社以《中國小説史略》為題分上下冊出版,1925年9月由北京北新書局合印一冊出版。1931年7月上海北新書局出修訂本初版,1935年6月第十版時又作了改訂。以後各版均與第十版同。魯迅先生生前共印行十一版次。圖為1925年北京北新書局合印本初版本。圖源2018年4月16日《文匯報》陳子善文章,《魯迅<中國小説史略>合訂初版本》,特此致謝。

1924年12月新潮社初版譯著《苦悶的象徵》,“未名叢刊”之一。該書為魯迅翻譯日本廚川白村所著文藝理論集。魯迅翻譯該書第一、二兩部分。後改由北新書局出版。

《熱風》收魯迅先生1918至1924年所作雜文四十一篇。1925年11月由北京北新書局初版。魯迅先生生前共印行十版次。

《華蓋集》書影及書脊。收作者1925年所作雜文三十一篇。1926年6月由北京北新書局初版。魯迅先生生前印行九版次。中國現代文學館藏。

《彷徨》收魯迅先生1924年至1925年所作小説十一篇。1926年8月由北京北新書局初版,列為魯迅先生所編的《烏合叢書》之一。魯迅先生生前共印行十五版次。

《墳》收魯迅先生1907至1925年所作論文二十三篇。1927年3月由北京未名社初版,1929年3月第二次印刷時曾經魯迅先生校訂。1930年4月第三次印刷改由上海北新書局出版。魯迅先生生前共印行四版次。中國現代文學館唐弢文庫藏書。

《華蓋集續編》收魯迅先生1926年所作雜文三十二篇,另1927年所作一篇。1927年5月北京北新書局初版。魯迅先生生前印行六版次。

(按:《華蓋集續編》封面上雖保留“一九二六”字樣,但根據其書末篇《海上通信》寫於1927年1月16日,可知書的出版時間並非1926年。據相關日記、書寫等材料考證推斷,出版時間應為1927年。唐弢先生在《魯迅全集補遺續編》中著錄,“意者26年編訂,正式出版發行,當在1927年耳。”)

《野草》收魯迅先生1924年至1926年所作散文詩二十三篇。1927年7月由北京北新書局初版,列為魯迅先生所編的《烏合叢書》之一。魯迅先生生前共印行十二版次。

《朝花夕拾》收魯迅先生1926年所作回憶散文十篇。1928年9月由北平未名社初版,列為魯迅先生所編的《未名新集》之一。1932年8月改由上海北新書局出版。魯迅先生生前共印行七版次。

《而已集》收魯迅先生1927年所作雜文二十九篇,附錄1926年的一篇。1928年10月由上海北新書局初版。魯迅先生生前共印行七版次。

《三閒集》收魯迅先生1927年至1929 年所作雜文三十四篇,末附作於1932年的《魯迅譯著書目》一篇。1932年9月由上海北新書局初版。魯迅先生生前共印行四版次。

《二心集》收魯迅先生1930年至1931年所作雜文三十七篇,末附《現代電影與有產階級》譯文一篇魯迅先生於1932年8月將版權售予上海合眾書店,同年10月初版。1933年8月出至第四版後被國民黨政府查禁,後由合眾書店送交國民黨圖書審查機關審查,將刪餘的十六篇,改題為《拾零集》,於1934年10月印行。

《兩地書》系魯迅先生與景宋(許廣平)在1925年3月至1929年6月間的通信結集,共收信一百三十五封(其中魯迅信六十七封半),由魯迅編輯修改而成,分為三集,1933年4月由上海青光書局初版。魯迅先生生前共印行四版次。

《偽自由書》收魯迅先生1933年1月至5月間所作雜文四十三篇,1933年10月由上海北新書局以“青光書局”名義出版,魯迅先生設計封面,在“偽自由書”下手書“一名《不三不四集》”,次年2月被當局查禁。魯迅先生生前只印行一版次。1936年11月曾由上海聯華書局以《不三不四集》書名印行一版。

《南腔北調集》收魯迅先生1932年至1933年所作的雜文五十一篇,1934年3月由上海同文書店初版。魯迅先生生前共印行三版次。

《準風月談》收魯迅先生1933年6月至11月間所作雜文六十四篇。1934年12月上海聯華書局以“興中書局”名義出版,次年1月再版,1936年5月改由聯華書局出版。魯迅先生生前共印行三版次。

《集外集》是魯迅先生1933年以前出版的雜文集中未曾編入的詩文的合集,1935年5月由上海羣眾圖書公司初版,魯迅先生生前只印行一版次。

《故事新編》收魯迅先生1922年至1935年所作小説八篇。1936年1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列為巴金所編的《文學叢刊》之一。魯迅先生生前共印行七版次。

《花邊文學》收魯迅先生1934年1月至11月間所作雜文六十一篇,1936年6月由上海聯華書局出版同年8月再版。魯迅先生生前共印行二版次。

《且介亭雜文》收魯迅先生1934年所作雜文三十六篇,末經魯迅先生親自編定,1937年7月由上海三閒書屋初版。

《且介亭雜文二集》收魯迅先生1935年所作雜文四十八篇,末經魯迅先生親自編定,1937年7月由上海三閒書屋初版。

《且介亭雜文末編》收魯迅先生1936年所作雜文三十五篇,魯迅先生生前開始編集,後經許廣平編定,1937年7月由上海三閒書屋初版。

《集外集拾遺》書名系由魯迅先生擬定,親自收集抄錄部分文章,有的加寫“補記”或“備考”,但未編完就因病中止。1938年出版《魯迅全集》時由許廣平編定印入。

 

(六)筆名識小

魯迅先生曾説,“一個作者自取的別名,自然可以窺見他的思想。”(《南腔北調集•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魯迅先生一生所用筆名之多、寓意之深,在現代中國作家中可謂獨樹一幟。正如許廣平所言,“作者幻化許多名字,冀圖表達其意見的苦衷,對於將來從事文學的人們,或者不無裨益罷。(《欣慰的紀念》)魯迅先生逝世後,對魯迅筆名的整理與研究一直是魯迅研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早在1937年,由魯迅紀念委員會編印出版的《魯迅先生紀念集》就對魯迅先生的名、號、筆名進行過整理。自1975年起,魯迅研究專家李允經陸續對魯迅先生的筆名展開細緻的梳理與釋讀,後結集《魯迅筆名索解》一書,並多次再版,是魯迅筆名研究領域的重要著作。魯迅先生不同文章下筆名的差異在過往研究中不受重視,但為人為學,往往“識小”才能“見大”。為紀念魯迅先生誕辰140週年,我們選擇李允經《魯迅筆名索解》一書自序發佈,與讀者一同回顧魯迅先生筆名中所體現的思想與精神。

除李允經《魯迅筆名索解》外,編輯過程中還受益於魯迅紀念委員會編《魯迅先生紀念集》(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版),魯迅研究室編《魯迅研究資料》(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等資料,特此致謝。

——編者按

 

以上十種二十五方印譜,皆為魯迅生前使用過的印章印製,原件存於北京魯迅博物館和上海魯迅紀念館。

1937年魯迅紀念委員會編《魯迅先生紀念集》中,從幼名、學名、號、家庭稱呼、筆名等幾個方面對魯迅先生的稱謂進行了整理。

 

魯迅筆名一覽

(以使用時間先後為序)

1898年:戛劍生

1902年:樹人

1903年:庚辰、自樹、索子、索士

1907年:令飛、迅行

1910年:

1912年:黃棘、周豫才

1913年:周樹

1918年:魯迅、唐俟、俟、迅、神飛、庚言

1921年:風聲、尊古、巴人

1922年:某生者、小孩子

1923年:雪之

1924年:敖者、宴之敖者、俟堂、“……即魯迅”

1925年:L.S.、冥昭、卂、杜斐

1927年:楮冠、楮冠病叟、華約瑟、中拉

1928年:葛何德、封餘、許霞

1929年:EL ELEF、許遐

1930年:L 、隋洛文、洛文

1931年:令斐、豫才豫、唐豐瑜、冬華、長庚、宴敖、樂賁、它音、佩韋、阿二、豐瑜、明瑟、不堂、

1932年:白舌、遐觀

1933年:何家幹、羅憮、動軒、周動軒、飛、幹、何干、孺牛、丁萌、遊光、豐之餘、葦索、旅隼、越客、桃椎、虞明、斡、家幹、苟繼、史癖、尤剛、符靈、餘銘、元艮、子明、白在宣、敬一尊 一尊

1934年:張承祿、趙令儀、倪朔爾、欒廷石、張祿如、鄧當世、宓子章、翁隼、孟弧、韋士繇 士繇、黃凱音、崇巽、常庚、燕客、白道、夢文、曼雪、公汗、董季荷、霍衝、杜德機、莫朕、中頭、史賁、康伯度、朔爾、焉於、茹純、華圉、越僑、張沛、仲度、直、苗挺、及鋒、隼、直入、樂雯、阿法、且介

1935年:庚、敖、越山、康鬱、洛、姜珂、越丁、旁

1936年:齊物論、樂文、周玉才、曉角

附一:魯迅筆名別冊

纂述者、編纂者、譯者、編輯者、旅滬一記者、編者、旅滬記者、記者、奔流社同人、朝花社、朝花社同人、上海三閒書屋、鐵木藝術社、譯文社同人

附二:魯迅的幼名、別號和家庭稱呼

樟壽、阿張、豫山、長庚、長根、戎馬書生、唐元期、元期、周裕齋、老大、大先生

 

魯迅一生取用了140多個筆名。他的每一個筆名,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他説過:“一個作者自取的筆名,自然可以窺見他的思想。”(《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許廣平同志曾回憶説:他“每每在寫完短評之後,靠在藤躺椅休息的時候,就在那裏考量。想妥了,自己覺得有點滿意,就會對就近的人談一下,普通一些,寫出也就算了”(《欣慰的紀念》)。由此可見,魯迅對於筆名,與對待一切戰鬥一樣,態度是極其嚴肅的。正因為這樣,魯迅的筆名便從一個側面記錄了他的思想和戰鬥,是我們研究魯迅不應忽視的一個組成部分。

魯迅的筆名,深深打上了時代的烙印,記錄了他思想變遷的歷程,表現了一個偉大革命家韌性戰鬥的精神和靈活巧妙的戰鬥藝術。

我們試將他的筆名分做三個階段來加以分析和考察。

第一個階段是1898至1917年。其間,魯迅所取用的筆名共12個。

這一時期,俄國十月革命尚未發生,我國還處在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革命的階段。一方面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清朝統治集團的賣國,已經把中華民族拖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淵。祖國山河破碎,人民身受苦難。另一方面是先進的中國人,正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説:“那時,求進步的中國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麼書也看。向日本、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派遣留學生之多,達到了驚人的程度。”(《論人民民主專政》)應當説,魯迅也曾經是“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的一員。在他十八歲的時候,就毅然拋棄了“讀書應試”的所謂“正路”,“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吶喊•自序》)。南京求學時,他如飢似渴地拜讀《天演論》,接受了進化論的思想影響,形成了“將來必勝於過去,青年必勝於老人”(《三閒集•序言》)的社會發展觀。1902年,他去日本留學,為國為民去學醫,後又為國為民棄醫就文。其時他胸中燃燒着愛國主義的熾熱感情,懷着希望,既願艱苦探索,更想展翅翱翔。反帝反封建的愛國主義思想和進化論發展觀的結合,正是青年魯迅思想的主潮。

魯迅這一時期的筆名,鮮明地反映着他當時的思想,多含有希望、自勵、奮飛和探索的意義。“戛劍生”是使用最早的筆名,這是因為他受了進化論的思想影響,感到有希望,要拔劍戰鬥。“庚辰”,在傳説中是一個造福於中國人民的形象,取作筆名,正表現了他以身許國的愛國熱忱。“索子”、“索士”,是説自己是一個探索的人。探索什麼呢?無非是要從危機四伏的險惡環境中探求一條拯救祖國的道路,尋求一種救國救民的真理。至於“迅行”、“令飛”等筆名,更是勉勵自己要迅速前進,展翅奮飛。

1909年,魯迅回到祖國。不久,辛亥革命爆發了。這場由資產階級領導的革命,曾一度在魯迅的心中,喚起了光明奮發的感情。1912年1月,他的《〈越鐸〉出世辭》一文,曾以“黃棘”署名。這筆名是以棘為策,驅馬迅行的意思,它透露出魯迅對辛亥革命的歡迎和熱望。他在文中號召:“天下興亡,庶人有責”,要大家“同力合作,為華土謀”。(《〈越鐸〉出世辭》)

但是,魯迅和那些拼命向西方學習的“新派”人物也有不同,這就是他從辛亥革命失敗之後,便對所謂“新學”產生了懷疑,甚至是失望。他説:“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於是失望,頹唐得很了。”(《自選集•自序》)他對資本主義是否可以救中國開始了懷疑,對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深感失望。這種懷疑和失望好不好呢?很好。這是魯迅比那些“新派”人物高明的表現。正因為如此,他便收起了琴瑟,停止了吶喊,也再沒有取用新的筆名。也正因為這樣,他才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到來的時候,以嶄新的姿態,奮不顧身地投入了新的戰鬥。

魯迅取用筆名的第二個階段,是1918至1926年。新用的筆名共20個。

這一時期,俄國十月革命成功了,我國爆發了五四運動。馬克思列寧主義一經和中國革命相結合,就使中國革命成為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

在文化戰線上,對於維護帝國主義侵略和封建主義統治的封建舊文化,展開了空前未有的大批判,出現了一個生機勃勃的新文化運動,其鋒芒所向,直指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文化,極大地動搖了反動統治的思想政治基礎。而魯迅,就是這個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

在新的革命高潮到來的時刻,魯迅立即從失望中抬起頭來,歡呼這“新世紀的曙光”。他一掃先前的沉默起而吶喊,一改先前的頹唐奮起戰鬥。“魯迅”,就是他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時,開始使用並在後來使用最多的筆名。以“魯迅”落名、發表的譯作,有500篇以上。為什麼取名“魯迅”呢?是因為“母親姓魯”,又“承迅行而來”。(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這樣,“魯迅就是姓魯名迅”(魯迅:1921年9月5日《致宮竹心》),有別於一般的別號和筆名了。魯迅突破男尊女卑的傳統,破天荒地使用母親的姓氏,反映了他反封建的思想。他要迅猛奮起,迅急為文,向着舊勢力、舊文化開炮猛攻。1918年,魯迅又以“唐俟”為筆名發表了新詩《夢》等作品。“唐俟”,是中國盼望着光明的前途之意。這兩個筆名,同魯迅早年的筆名一樣,都含有希望、自勵的意思;但是,由於時代的不同,所包涵的內容又當不同。魯迅年輕時,曾做過拯救祖國的“好夢”,結果是夢幻的破滅。這是因為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決定了它不可能把革命進行到底。待到十月革命以後,中國無產階級登上了歷史舞台,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國,已成為可以實現的理想了。雖然怎樣實現這理想,魯迅當時還不十分明確,但他卻已經自覺地遵奉着“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而揮筆戰鬥了。他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空前旺盛,時時有奮飛之情(“神飛”);他決心站在勞苦大眾一邊(“巴人”取“下里巴人”之意),發反帝反封建之聲,樹革命前進之風(“風聲”);他指出,儘管反動統治階級“日施手段,夜費心機”(“冥昭”),也決不可能使他們的統治“萬年有道之長”。(《春末閒談》)

第三個階段是1927至1936年。這十年恰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十年,也是魯迅反文化“圍剿”,英勇戰鬥的十年。為了衝破白色恐怖和文化“圍剿”的羅網,爭取戰鬥篇章的發表,魯迅不得不使用大量的筆名。這一時期所用的筆名多達100以上,含義也極為豐富和深刻,並且更側重於諷刺和戰鬥。

毛澤東同志説:“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新民主主義論》)魯迅的許多筆名集中地反映出他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着敵人衝鋒陷陣的高貴品質和寶貴性格。他“佩韋”(韋,系柔韌的牛皮)而戰,以“葦索”打鬼,用“桃椎”驅邪卻敵。敵人把他的雜文,視為蛇蠍,他就偏要以“它音”(意即毒蛇之音)同他們不斷糾纏。“九一八”事變後,國民黨推行反共賣國政策更加瘋狂,魯迅就給以無情的揭露,勇猛的抨擊。他以“明瑟”(意即用語鮮明,直抒胸臆)為筆名,寫下了《“友邦驚詫”論》,對國民黨及其“友邦”痛加鞭苔。為鍼砭國民黨賣國的外交政策,他又取筆名“白舌”,意在指明他們的所謂外交無非是白費脣舌,騙取輿論。在國難聲中,國民黨不去抗日,卻恬不知恥地叫喊“建國”,魯迅立即以“遐觀”署名,寫下了《水災即“建國”》一文,揭露了反動派的虛偽。雖系遠看(“遐”,遠也),卻一眼看透了本質。1933年初,他應友人之約,為《申報》副刊《自由談》投稿,由於“舊日的筆名有時不能用”,便題了“何家幹”和“幹”為筆名。以“何家幹”和“幹”發表的二十多篇雜文,集中地揭露了國民黨“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共賣國政策,它猶似利刃尖刀,把蔣家王朝攪得天翻地覆。魯迅預料到,這些雜文將使敵人惱怒,甚至要追查“這是誰幹的”!於是,他就主動向敵人挑戰,把他們老羞成怒、色厲內荏的猙獰面目,展現在讀者眼前。魯迅是無畏的,敵人越兇殘,他越要戰鬥下去。“管他冬夏和春秋”,幹下去,幹到底!於是,“幹”就成了他英勇戰鬥、不畏強暴的又一個筆名。這年5月,他的雜文不能繼續發表了,“何家幹”這筆名也不能再用了。他就變換新的筆名,繼續戰鬥。他又説:“這麼一來,卻又使一些看文字不用視覺,專靠嗅覺的‘文學家’疑神疑鬼,而他們的嗅覺又沒有和全體一同進化,至於看見一個新的作家的名字,就疑心是我的化名,對我嗚嗚不已,有時簡直連讀者都被他們鬧得莫名其妙了。”(《準風月談•前記》)在文網密佈、鬼蜮橫行的舊中國,魯迅署真名不行,署假名也不行,他悲憤地説:“我們活在這樣的地方,我們活在這樣的時代。”

然而,魯迅是韌戰的楷模。他又“改些作法,換些筆名,託人抄寫了去投稿”。(《花邊文學•序言》)1933年,他新用的筆名是28個,到1934年,竟達到了41個之多。即使這樣,他的許多文章還是遭到了檢查官的刪除,《病後雜談》一文,竟被砍掉了“五分之四”。魯迅多次把這種處境,比作是“帶着鎖鏈在跳舞”。(1935年4月9日《致增田涉》)他決絕地説:“我即使講盤古開天闢地神話,也必不能滿他們之意,而我也確不能作使他們滿意的文章。”(1934年12月25日《致趙家璧》)又説:“只要我還活着,就要拿起筆,去回敬他們的手槍。”(1933年6月25日《致山本初枝》)

在對國民黨抨擊、諷刺的同時,魯迅另有一類筆名,足以幫助讀者認識他所處的環境是多麼險惡,時代是何其黑暗!魯迅被剝奪了出國訪問的自由,他就以“華圉”作筆名以示抗議。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呈請通緝他,又讓他失去回訪故鄉之自由,於是有“越客”、“越僑”等筆名的採用。有時,他思念居住、戰鬥過十五年之久的北京,便又有“燕客”之名的出現。國民黨多次把他的名字列入特務暗殺的黑名單,他就自比張祿(戰國時期魏國範睢受迫害後之化名),取筆名“張承祿”、“張祿如”,以示控訴。所有這些筆名,飽含着魯迅對反動統治者的仇視,也使我們認識到作為左翼文藝旗手的魯迅,正是反動派追逐、偵察和迫害的主要目標。

對於人民,魯迅充滿了深沉的愛。他認為文藝應當屬於人民,他自己也屬於“杭育杭育”派,故有諧音的筆名“康鬱”產生。他全心全意地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孺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魯迅在晚年,也不乏表示希望、奮飛、自勉的筆名。他以“隼”(疾飛之鳥)、“翁隼”(老健的鷹)、“旅隼”(遊擊的鷹)自況。這些筆名正是“令飛”“神飛”等筆名的新發展。面對黑暗,他堅定地表示要繼續戰鬥(“荀繼”),對舊勢力、舊思想要及鋒而試(“及鋒”),單刀直入(“直入”),而且要精力充沛(“張沛”)地搏鬥下去。他切盼無產階級的文藝新苗茁壯挺拔(“苗挺”),堅信新中國一定會誕生,共產主義事業一定會勝利,併為之吹響了戰鬥的號角(“曉角”)。真可謂“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啊!

魯迅的筆名數量很大,他取用筆名的方式方法又多種多樣,靈活多變。有的表心願,有的表諷刺,有的表反擊,有的表戰鬥,有的表揭露;有些是幼名的衍變,有些是古典的脱化,有時又將敵人或論敵對他的攻擊言詞稍加變化用作筆名;有些是漢字的諧音,有些是外文的採用;有的筆名與文章的內容緊緊相連,有的又與他所處的社會狀態不能分離。那麼,我們究竟應當怎樣準確地認識和解釋這些筆名呢?這確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

魯迅説過這樣一段話:“倘要論文,最好是顧及全篇,並且顧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這才較為確鑿。”(《“題未定”草•七》)這裏講的是對於文章和文學作品的分析評論,但它卻同樣適用於魯迅筆名的研究。這是因為魯迅的筆名,是他所處的社會和時代的產物,是同他本人的思想和戰鬥不可分離的,是同他的雜文的思想內容和藝術風格緊緊相連,甚至是溶為一體的。因此,要正確地而不是牽強附會地解釋魯迅的筆名,就應當嚴格遵循魯迅所提出的三顧及(即顧及全篇、全人和社會狀態)的原則。

魯迅的許多筆名,前人已有解釋。這些解釋,多數是正確的,但也有少數未必妥當。更值得注意的是,有相當多(約三四十個)的筆名還得不到解釋。每當遇到難以解釋的筆名,人們便説:這個筆名是“取其通俗”,那個筆名是為“掩過檢查官耳目”,彷彿再沒有什麼探索的必要了。其實也未必是如此。

為什麼有的筆名解釋錯了,有的筆名又一時得不到解釋呢?是因為沒有全面地運用“三顧及”的原則,尤其是忽視了“顧及全篇”。

例如:對於“不堂”這個筆名,過去許多人都解釋為“不登大雅之堂”的意思,這是因為在30年代資產階級文人曾經攻擊雜文是一種“不登大雅之堂”的文體。這種解釋顧及了社會狀態,然而卻忽視了“顧及全篇”。如果我們認真地閲讀魯迅以“不堂”為筆名發表的那篇《中華民國的新“堂•吉訶德”們》,就會發現把“不堂”解釋為“不登大雅之堂”是片面的,而準確的解釋應當是:那些中華民國的新“堂•吉訶德”們,並不是真正的“堂•吉訶德”。

又例如:對於“阿法”這個筆名,過去多認為是“取其通俗”,便不再深究。但如果認真閲讀一下魯迅以這個筆名發表的《罵殺與捧殺》一文,就會發現它的含義無疑是説:阿諛奉承是一種殺人的方法。魯迅把他在長期鬥爭中總結的這一寶貴經驗,不僅寫在雜文裏,也熔鑄在筆名中,他的這篇雜文的思想內容和這一筆名深刻寓意已經溶為一體,我們是不應當忽視的。

魯迅有些筆名只發表過一篇文章,有的則用在許多篇。對於某些難以解釋的筆名,似應着重研究用這個筆名所發表的第一篇文字(當然有時也要綜合考察各篇),來探求其含義。筆者對於不少筆名的索解是朝着這個方面努力的,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例如:前面提及的“不堂”、“阿法”便是這樣,此外如“雪之”、“冥昭”、“華約瑟”、“冬華”、“白舌”、“遐觀”、“宓子章”、“夢文”、“曼雪”、“姜珂”等也是如此。自然,有些解釋,恐怕也難免失之於牽強,之所以不揣冒昧地把它寫了出來,是含有拋己之磚,引他人之玉的意思的。

當我們對於魯迅筆名的含義有了較為準確的理解之後,又會反過來加深對他所處的時代、他的思想和性格以及他的雜文的認識和理解。正如許廣平同志所説:“我們要了解某一時代的思潮,某一時代的文學背景,和產生這文學的關係,研究這特殊的,作者幻化許多名字,冀圖表達其意見的苦衷,對於將來從事文學的人們,或者不無裨益罷。”(《欣慰的紀念》)

1977年1月14日草成

1979年2月14日改寫

2006年3月5日整理

(上文為李允經《魯迅筆名索解》自序,轉引自《魯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9期。)

 

(編輯:陳澤宇)